临近春节的时候，也是连队收到战士们家里“扎堆”发来电报的时候。
“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在他的诗中，诠释更多的意思，应该就是描写离乡守边将士们的思恋家乡和亲人们的复杂心情。
年关在即，战士想爹娘，爹娘想孩子。这是人生之中最大的“长情”。
距大年三十还有6天，早操刚刚结束不到二十分钟，通信员小刘已经是第三次敲我的门。
“报告”！
“请进”。
“连长，这是二排五班副班长肖伟家里发来的电报。”
“念电文”！我一边做着哑铃侧平举，一边命令着通信员小刘。
小刘熟练地展开那绿色方格子电报纸，清了清嗓子念道：“奶奶病危。速归！”
“他奶奶滴，这一大早上，三个人搬弄出两个奶奶来，就不能换一个新鲜点儿的理由啊！这帮孙子们就不怕把他们的亲奶奶们真整牺性了？”
“你去通知文书小黄，让他马上整理出来，这几天全连所有家里头来电报的人员名单，报我这里来，由我签字给他们所在当地人民政府发问询电报，核实一下情况的真实性。”
见小刘还没反应过来，我把哑铃放在地上，用脚把虚掩着的房门大大敞开，故意放大声音说道：“等当地人民政府反馈电报，如果电报内容属实，马上放行，如果电报内容虚假，性质可以定性欺骗组织，不用研究，立即处分。”
“是”！
小刘弯腰把哑铃提起，放在床下的一角儿后边回答，边转身快步走了出去。
我们连队的一百多号人，全部住在一个三层红砖小楼内，一个排一层楼。
我这大嗓门子一喊，差不多整个儿二楼都能听到。二楼的人听到了，那一楼和三楼的所有人，马上都会得到信息。
比起现在动辄就4G、5G的信息数据传递速度，我这一嗓子的传播的速度也一点都会不逊色。一传十，十传百，不会超过几分钟，全连都得知道。到那时，根本不用等到问询电报回复，一会儿，就会有耷拉着脑袋，向我承认错误的人登门了。
说心里话，战士们服役的三年的时间里，家里只要是有个什么天灾，或者直系亲属身体有个大小毛病，我这个当连长的都会釆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积极为他们争取机会，让文书为战士打探家报告，疏通司令部军务股，让他们回乡探亲处理。
好在我来当这个连队的连长之前，是司令部的军务参谋，批准战士休探亲假是军务参谋的特殊权力。多批一天或少批一天，那就是军务参谋手高手低的事儿。
因此，我们连队的战士，只要有我这个连长在探家报告上签上大名，司令部军务股的内勤参谋，妥妥的会给我这个前任老参谋几分薄面儿，或多或少地都会多批上一二天。
我也会时不时地把军务内勤李忠参谋，请到我的宿舍，开两个罐头、整一瓶“衡水老白干”，喝他一个小脸儿通红儿，整他一个晕晕乎乎。自然而然地就会对我们连的兄弟们都会“枪口抬高一寸”。
这个待遇只有我们连的兄弟们才能享受得到，其他连队的兵想都不要去想，门儿都没有。谁让他们没有摊上我这个连长呢。
唐朝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把独在异乡驻守边疆的将士们，那种思念家乡亲人的感觉写得淋漓尽致。
连队里与我朝夕相处的这些个秃小子，都还是些十七八岁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人。
按照部队条令规定，当兵得当到第三个年头儿，才可以享受二十几天的探亲假。可以，不是必须。其余不够服役年限的士兵要想回家，必须得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能够证明，其直系亲属病危或病故。
条令条例规定之苛刻，对事不对人，是没有什么人情味的。
人心都是肉长的。别说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就算是我这个连长，到了农历大年这个中华传统中的最大节日，要说不想爹娘，那纯属没有人味儿。
如果不是部队条令里，有着节日期间必须保证战斗人员在位率的硬性规定，我恨不得把全连官兵都放回家去，热热闹闹地陪家里的老人们过个年。
这个如果，从古至今都是一道难以破解的难题，就是“忠孝难以两全”啊。
包括连队的所有官兵在内，要说谁不想家，那他就不配做人。
指导员王安全终究是没有犟过我这个驴脾气的连长，昨天刚刚被我连推带搡地推上了返回四川老家探亲的绿皮火车。连队两个主官必须要有一个人留下来，带着连队担任战备值班。老王孩子小，家属身体不好，他不休探亲假，我这个连长于心不忍。
望着窗外阴沉的天，和一片一片飘落在操场上的雪，此时的我似乎透过飘零的雪片，恍惚见到了我那驼背的母亲和拄着双拐的父亲，在向着我驻守的方向不停地张望着。
我强撑着控制再控制的情绪，不让眼圈里的液体流出来。毕竟我这个驻守边塞的军人，一晃也有两年，没有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吃年夜饭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
想家的时候很甜蜜，家乡月就抚摸我的头；
想家的时候很美好，家乡柳拉着我的手；
想家的时候有泪水，泪水却伴着那微笑流。
想家的时候啊、更想为家做点事，
哪怕离家这么遥远、这么久；
想家的时候啊、更想为家做点事，
哪怕离家这么遥远、这么久……
桌子上的半导体收音机里，轻轻传来的是阎维文那首动情的《想家的时候》。
此时，再也控制不住的自己，早已潸然泪下……
根据一九八六年除夕前某天的日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