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梗概
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的核心观点，为什么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不是技术进步，而是好的制度安排。
诺斯又提出了“国家悖论”，也就是说，国家出于获得收入最大化的考虑，既可以通过保护产权，促进全社会的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破坏产权，获得更大的租金回报。
我们今天还从诺斯的观点引申出一个改革路线图：凡是先甩包袱，然后向新兴财富征税的改革，更容易成功；凡是先向新兴财富征税，然后甩包袱的改革，更容易失败。你看，财政财政，在财的后面，其实是政。所以，请你一定不要低估财政的重要性。
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谈到东方和西方在过去1.6万年的社会发展指数，这个时间段太长了。一般讲到西方的兴起，指的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一跃成为世界的中心。我们今天介绍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关于西方兴起的解释。他的解释是比较主流的观点。我们今天也会讲到，他的这种观点有其局限性。
知识内容
1.西班牙和英国的对比
诺斯的核心观点是，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个观点比以往研究经济史的观点站得更高。很多经济史学家会强调技术进步是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西方经济会加速增长？因为出现了蒸汽机。如果再追问，为什么欧洲会出现蒸汽机？经济史学家可能会说，那是因为欧洲人更重视科学。这些观点并不能令人满意。
最早改良和大规模使用蒸汽机的是英国，但当时英国的科学和教育不如法国。工业革命初期的技术进步不需要劳科学家的大驾，很多熟练的技工就能搞定。确实，没有蒸汽机就没有工业革命，但为什么首先进入工业革命的是英国，而不是其它欧洲国家呢？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其实最初都比英国看起来更发达啊。
诺斯专门写过一本书，叫《西方世界的兴起》。他在书里对比了西班牙和英国的案例。
故事的主角是西班牙王室和英国王室。西班牙原来是罗马帝国的伊比利亚行省，后来四分五裂成几个国家，比如卡斯提尔、加泰罗尼亚等。卡斯提尔更大一些。在卡斯提尔地区，人们主要从事牧业，尤其是牧养绵羊，他们盛产美利奴羊毛，然后把这些羊毛出口到荷兰等地。卡斯提尔王室的三大岁入来源是羊毛团交付的税金、低地国家和其他领地进贡的款项。羊毛团就是那些养羊的地主形成的行会。国王是乐见其成的，因为跟向一个一个人征税相比，从羊毛团那里征税更容易。于是，国王来自国内的岁入就主要依靠羊毛团，而羊毛团也从国王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特权。
这些特权中，最重要的特权是可以在整个王国内放牧。在西班牙帝国极盛的时候，外部岁入增长迅速、规模庞大，来自羊毛团的收入相对不重要。随着西班牙帝国逐渐衰败，来自外部的收入急剧下降，国王更加依赖羊毛团的收入，于是，羊毛团的特权也就变得更加嚣张。在1501年的《土地租借法》之后，牧羊主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放牧羊群，而且可以永远按最初规定的租金支付；如果羊群放牧不为土地的主人所知，则可以不交付租金。这样一来，牧羊团可以赶着羊群随意占用农民的土地，他们甚至还跑到加泰罗尼亚放牧。卡斯提尔的农村土地所有权遭到严重侵犯，直接导致其农业的衰落。加泰罗尼亚原本是以工商业为主的，这下子工商业也无法发展了。西班牙成了一个“倒退的社会”。
我们再来看看英国。英国本是一个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他们的宪法是由一系列的文件和法案组成，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在1215年6月15日由英国国王与贵族们签订的《大宪章》。这张书写在羊皮纸卷上的文件在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日后成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虽然第一次发布的《大宪章》只维持了数星期，但是之后又多次重新发布。国王当然不喜欢《大宪章》了。后来的英国国王亨利三世及他的继承人曾多次想避开《大宪章》，扩大国王的权力。在很多时候，国王的确能加强权力的集中，但没有国王敢废除《大宪章》。中世纪时期，英国国王曾30次重新发布《大宪章》，这说明，国王始终不能忽视它的存在。有了这个《大宪章》，才有后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公民的私有产权得到保护。这使得英国能够更容易达成政府和公民之间可信的契约承诺，奠定了经济增长的稳定基础。
2.国家悖论
从西班牙和英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成亦国家，败亦国家。这就是诺斯提出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只有国家才能对产权进行有效的界定，通过法院、警察和军队保护产权，进而建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产权制度。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既然垄断了暴力潜能，它也可以征收更高的税，甚至直接剥夺有些人的财产。
如果我们再仔细去看，这两个目标其实又是一样的。在诺斯看来，国家也是一个“理性人”，它的目标是使其收入最大化。可是，国家的收入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先让整个社会的产出最大化，然后再增加国家的税收，另一个来源是刻意地向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保护，这其实是通过人为的垄断，获得更高的租金收入。
诺斯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回答。是的，我们确实知道，好的产权制度有助于经济增长，但这经不起追问。如果我们再问，那好的产权制度又是怎么来的，这就难回答了。
我们可以在诺斯的基础上，再把思路扩展一下。诺斯给我们的启发是，财政对一个国家来说太重要了。一般来说，如果财政收入充足，国家是不会有太大的动力调整原有的体制和政策的，换言之，财政压力往往是推动改革的诱因。
当一个统治者想要解决财政压力的时候，他又有两种策略，一种策略是先向新兴财富收税，也就是说，先把刚长出来的韭菜割掉。为什么有时候会采取这种策略呢？因为新兴的财富可能在政治上还没有站稳脚跟，没有形成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新兴财富可能成长速度很快，那不向这些人收税，向谁收税呢？这是第一种策略的好处，但坏处是如果过早地把新兴财富榨干了，以后就没有可以收税的庞大税基了。
第二种策略是甩包袱。什么意思呢？你想想，国家为什么会有财政压力呢？一定是由于财政支出太重了，而消耗财政资源的往往是那些效率低的旧有的部门。国家可以通过甩包袱，放弃对这些低效部门的支持。当这些低效部门退出舞台之后，恰好会给新兴财富提供更多的机会。这是采用第二种策略的好处，但坏处是旧部门会不满意，它们一定会有怨言的。
所以，国家在采取不同的财政策略的时候，还要考虑自己的政治结盟。如果国家和新兴财富结盟，那就可以采取第二种策略，而第二种策略更容易导致经济增长，更有可持续性。一开始可能会有阵痛，但苦尽甘来，就能干得风生水起。如果国家不敢和新兴财富结盟，还要考虑旧有的利益集团，那它更有可能采取第一种策略，第一种策略在一开始政治成本更低，经济收益更大，但从长期来看，这可能是一种“饮鸩止渴”的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