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每个阶段都会认识一些不同的人，大部分都成了生命中的过客，即便那些曾经走得很近，对自己产生过不小影响，给了自己很大帮助的人，大多也会因为时空变换斗转星移最终都将失散，成为漫漫人生路上擦肩而过的一道风景。
好在，记忆不会迷失。那些过往的云烟——或美好或遗憾——总会在不经意间浮现在眼前，在脑海里荡起阵阵涟漪，并随着轻柔的风飘来甜甜的芳香，就如当初不经意遇见时一样。
朱经理就是我生命中众多的那种可能物理上失散了却一直都留在记忆深处的重要的人。他是我和老周等人的公司成立时候最早，也是给予了最多帮助的人之一。在早期的几年里，他可以说是我们公司交往最多的几位供应商朋友中的一位，我们的业务不只是停留在与他代表的企业，也在他热心推荐的其他方面。
与朱经理认识于我在国有企业担任部门负责人，也就是企业已经处于风雨飘摇艰难阶段的时候。作为外勤片区经理（名片上的经理，事实上这片就他一个人，既是业务员也是经理），他当时的年龄似乎有些偏大了，外表看上去应该比我大十岁左右。
与很多类似企业一样，他们厂也开始向不同区域派出专门的业务负责人。对他单位这种老牌国企来说，安排专门区域业务人员去管辖地方出外勤也是新鲜事物，何况是上海的企业。之前的计划经济，生产的产品哪需要这样劳民伤财拜访客户，全是年初的合同，然后根据电报发货。
只是，通常情况下安排到我们这种经济落后，业务量相对不大的省份做片区经理的人，一般在单位都属于比较不好安排，且要求不太高的人。以朱经理这年龄，他在企业或许就属于那种不好安排的人吧。当然，企业也不会对他有太高要求。
由于上一辈的干部职工很多来自上海及周边，因此当时我们厂在上海有不少关系不错的伙伴，但印象中只有有两家供应商企业。除了朱经理这家生产磺胺类原料药的企业（十五厂），还有一家生产苯巴比妥原料的（四厂，与朱经理企业的产品近来受到来自多方冲击不同，苯巴比妥原料全国生产厂家寥寥无几，产量一直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状态，从来都是别人求他们，光坐办公室应付上门购货的人都力不从心，自然不可能安排什么片区业务员去全国各地推销了）。
对上海企业，我是保持着一些警惕的，可能是一种不屑和敬畏搅和在一起的复杂情绪吧，毕竟发达地区的人那得天独厚的原始傲气有时让人不服气，却又不得不接受别人的确全方位领先的现实。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是皇帝的女儿，从来就是高傲地存在着。所以，尽管清楚磺胺甲噁唑原料货源开始变得不那么紧张，但当朱经理出现在我们办公室时，我还是感到有些意外，毕竟那是堂堂发达城市的企业啊。
或许因为之前已经接待过生产同一产品的西南合成的片区经理，并与经常到访的他成了好友，主观上没有太大动力，加上对上海企业的无法言说的顾虑，以及对比我年长不少的朱经理的有些抗拒，我是没有表现出太多热情的（虽然内心还是想有更多的供应商，但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会就被要求去另一家上海的药厂签苯巴比妥合同的遭遇，以及后面的交往的经历都让我笃定我们企业的状况与朱经理做生意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朱经理或许本来也不太满意单位安排他到我们这种“边远地区”，又或许本身也没什么业绩压力，他也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烈的推销产品的愿望。双方就这样礼节性地认识了。
如果没有老周的委托加工业务，我想我与朱经理的认识也就仅仅会停留在认识阶段，成为人生长河中一滴不起眼的水滴，迅速被冲走，不会留下任何涟漪。
只是，命运却作了另一种安排。
早安，二月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