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岛北部这片广阔的滩涂地，大半在解放後归属上海市属农场用地，现在成为新海和东平两个乡村重镇，上海市民副食品供应的大後方。
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部分区、市属单位参加围垦崇明岛北沿滩涂，兴办畜牧场或机械化农场，逐步形成跃进、新海、红星、长征、东风、长江、前进、前哨八个知青农场，再加上长兴岛的前卫农场，以及南汇、奉贤的东海、五四等农场，这些名字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跃进农场
位于崇明岛西北端，东连新海农场，南接绿华乡，西靠长江，北与江苏海门隔江相望，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跃进农场原名新安沙。
1960年9月上海黄浦区、吴淞区和高教局三个单位组织万余名店员工人及师生围垦，建筑江堤13公里和吴淞水闸，围地19134亩。
1961年1月，先后成立了吴淞、黄浦、高教三个畜牧场，1963年10月三场合并，建立了上海市新安沙农场。
1964年11月农场又围垦新安沙西北延伸部分——跃进沙9600亩，1966年10月更名为上海市跃进农场。
新海农场
位于崇明岛的西北部，西邻跃进农场，东接红星农场，南与三星镇相连，北与新村乡一河之隔，农场总面积约37平方公里，原名开沙，于1948年涨成。
1951年-1953年附近农民自发套圩5次，1958年崇明县委统战部组织组织工商业者在此围地，兴办新海畜牧场。1959年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围垦开沙，同年10月崇明县成立围垦筹备委员会，下设开沙围垦指挥部，12月工程上马，来自崇明各公社1万余社员参加围垦，历时半年建立国营崇明县新海农场。
1961年起陆续接受上海市社会青年和知识青年，1963年7月农场改隶市农垦局，更名为新海农场。
1966年至1967年期间，曾更名为向阳农场，1968年7月恢复为新海农场。
红星农场
位于崇明岛西北部合隆沙西端，东毗长征农场，西邻新海农场，南与庙镇交界，北与新村乡接壤，总面积约19平方公里。
红星农场原系芦苇滩涂，名曰“大同沙”，1960年9月由上海市普陀区组织干部职工围垦，1961年4月建立上海市普陀区畜牧场。
1963年10月因地处盘船洪西而更名为洪西农场，同年11月和翌年4月，长宁区畜牧场和新海农场三个单位所属的一部分土地划归洪西农场。
1966年10月改名为红星农场。
长征农场
位于崇明岛北沿公路中北部，东与东风农场接壤，南与庙镇港西乡相邻，西与红星农场相连，北与江苏省启东市五七农场和海门县海门农场相连，总面积约23平方公里。
长征农场前身为合隆沙，1960年9月，由上海长宁、徐汇、卢湾三个区围垦，1961年4月分别在此建立畜牧场。
1963年11月三家畜牧场合并为合隆沙农场。
1966年10月改名为上海市长征农场。
东风农场
位于长征农场东侧，建设镇北侧，地处20世纪40年代末出涨的东平沙。
1959年12月由崇明县围垦建立东平农场。
1960年10月上海杨浦、闸北二区围垦东平沙北面的百万沙，各建畜牧场。
1963年11月两畜牧场合并，因位于三沙洪而称三沙洪农场。
1965年5月东平农场西部和三沙洪农场合并，建立上海市东平农场。1966年10月再次更名为上海市东风农场。
长江农场
位于东风农场与前进农场之间，新河镇北，原为东平沙和百万沙的一部分。
1959年冬至1964年上海静安、南市二区和市工业机关在此四次围垦，分别建立各自的农场和畜牧场。
1963年底三个畜牧场合并，命名为百万沙农场。
1965年5月并入东平农场的一大队、二大队和三大队的部分生产队。1966年秋再次改名为东方红农场。
1972年1月又更名为上海市长江农场。
前进农场
位于长江农场与富民农场之间，竖新镇北，地处大新沙。
1961年—1962年上海轻工业局和基建委分别在此围垦建畜牧场。
1963年10月两畜牧场合并，命名为上海市大新沙农场。
1966年10月再次更名为上海市前进农场。
前哨农场
位于崇明岛东端的东旺沙。
1964年11月崇明县东部九个人民公社筑堤围垦。
1965年以後上海市组织社会青年和知识青年先后七次在此筑堤围垦。
1966年1月，因地处东海前哨而命名为上海市前哨农场。
前卫农场
位于崇明长兴岛中部，由十六个连队组成，其中大部分连队已改种橘树为主。
另有几个连队的土地为上海江南造船厂所收购。
知青文化
崇明岛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不断有四方移民来此生活定居，但从来没有过像北沿滩涂围垦造田这样大规模、有计划的外来人口迁入。来到崇明岛的上海知青带去了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对古老的崇明农耕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譬如,崇明人以前外出不多，原有的交通状况不能满足大批知青的出行需求，为此扩建了南门和堡镇码头，建造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申崇航运双体客轮，修筑了长达百里的北沿公路，拓展了公交线路至每个农场部；上海知青传播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八大农场的机械化程度远高于其他乡村社队，许多本地农民闲时就到农场打工，学习机械化耕作和科学种田技术，邀请农场机械化耕作队到乡村支援，飞机喷洒农药的应用着实让当地人开了眼界；上海知青丰富的文化生活如读书活动、放映电影、办体育比赛、摄影绘画展等，促进了城乡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城市青年的穿着打扮、消费方式、恋爱模式、卫生习惯以及都市语言等深刻地影响了崇明人，农村青年情侣也学着在路上挽起胳膊走路，双双进出电影院，口头上挂着几句城市流行语，如“扎台型”、“开大兴”等；同时城市文化和崇明文化的冲突也很明显，城市青年喜欢消费和娱乐，微薄的工资发到手即刻吃完用光，城里的家长怕孩子在农村吃不饱而提供各种支援，崇明人历来讲求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对大手大脚的花钱难免看不惯，称其为“阿乌儿”；80年代初，多数农场的繁华程度已超过崇明普通乡镇，特别是长江农场的一条街，宽阔有序，商铺林立，并建有当地罕见的影剧院、溜冰场、录像厅和娱乐中心等，被誉为“小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