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中国入选者有：
明朝大太监刘瑾
清朝大臣和珅
民国财神爷宋子文
还有一个神秘人物，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与上面三位相比只算是无名小辈。虽然知名度最低，但他的财富排行在这几位里面排第一，他到底多有钱呢？清政府和列强签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赔款，这笔赔款他一个人就承担了十分之一，个人财力可以与国家事务相提并论，足见其富可敌国。1843年美国人对他的财富做了一个统计，“仅银元就有2600万，不包括不动产与珠宝古董收藏”而同时期的美国首富财产仅700万，他的财富是美国首富的4倍还要多，公认的19世纪的世界首富，也是古代中国最后一个首富，他叫-伍秉鉴。
伍秉鉴，祖籍福建泉州，家族世代做茶叶种植生意，泉州在八百多年前的宋元时期就是著名的对外贸易重镇，伍秉鉴的祖上靠着这个繁荣贸易港口发家。到了康熙初年，形势有所改变，清廷实施“海禁”政策，把东南沿海都禁了，只剩下广州，伍家的祖上迫于无奈，只能移居广东，继续从事商业活动。
当时的伍家并不怎么有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茶叶商人，没想到这次的搬家，是让他们家致富的起点，甚至百年后成为首富。这一切，还得从朝廷的政策说起。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广东巡抚宣布：“凡‘身家殷实’者，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即可作为“官商”，承揽对外贸易，并代征关税。”在中国传统的帝制王朝里，官府对经商这种活动是十分鄙视的，商人在官府眼里都属于“小人”与“贱人”一类。尤其是对外贸易，在传统的“朝贡体系”的大国思维中，对外贸易就是天朝大国对海外蛮夷的恩赐。虽然官府不屑经商，但海外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地方官员也不愿放弃（当然，这些昏聩的官僚们也没有从事商业活动的能力和头脑），那就直接承包给那些“小贱人”们去做，官僚们从背后捞好处。最初只有十三家行商注册，这就是“广州十三行”的起源。
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明发上谕：“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这一政策，使得广州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口岸，“广州十三行”得以垄断了当时中国整个对外贸易，也造就了广州城的无比繁荣。在这种政策红利之下，作为“广州十三行”之一的行商伍家，也把握住了机会迅速崛起，1769年，伍秉鉴也就是在这种家族形势一片大好的环境下出生了。
伍秉鉴，乳名“阿浩”，伍秉鉴是他父亲伍国莹第三个孩子，他父亲伍国莹用了孩子的乳名，把家族商号定为“伍浩官”。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也是一个头脑精明，精打细算的商人，除了经营家族的生意，还参与了资产管理和商业投资活动，甚至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经营项目都有投资，目前可查的资料中，1777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账目上就有与“伍浩官”的商业往来记录。
1792年，伍秉鉴的二哥伍秉钧接手了家族生意，成立了“怡和行”（这个名字后来在1842年被英商的“渣甸洋行”山寨走了，为了借助“怡和行”的名气，改名做“怡和洋行”）
作为“广州十三行”之一的伍家虽然经营多种，投资遍地，不过单单靠这样操作，还不足以能成为世界首富，这个时候，一个商机扑面而来，当然，是一个十分邪恶，把我们民族带入万劫不复深渊的商机：鸦片贸易。
十七、十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与中国贸易，中国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对于欧美国家的工业制成品需求并不大，而同时期的欧洲对于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货物需求巨大，导致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为了扭转这个不利的贸易逆差，以英国商人为首，发现并使用了一种商品，改变了这种不利的形势，就是鸦片。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更好在中国推销鸦片，便要扶植一个中国中介贸易代理商，这个代理商，就是“怡和行”。
1801年，35岁正值壮年的伍秉钧病逝，32弟弟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伍秉鉴生意手段比起父兄，有过之无不及，伍秉鉴为人精明干练，头脑聪明，据说他能在任何时候通过心算的方式，毫厘不差的算出自己所有经营的生意、外国银行的存款和投资项目的一切收益，和他打过交道的外国商人都惊叹于这种惊人的精准的计算数目的能力。
接手“怡和行”后，伍秉鉴开始大展拳脚，除了继续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合作倾销鸦片外，1811年取得代理英国公司对华的羽纱总销售权，1830年，“怡和行”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年倾销茶叶往欧洲50800箱，价值1274000两白银，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债权人，美国铁路大王约翰·福布斯，来中国冒险的时候，伍秉鉴慧眼识英豪，在他落魄的时候，不但认了这个美国人做“契仔（义子）”，还直接投资了50万银元给他打本，帮助他建立“旗昌洋行”，并通过约翰·福布斯在美国购买房产、投资铁路建设，甚至投资了证券交易和保险这些当时的新兴产业，把生意做到国外，约翰·福布斯也在伍秉鉴的资助下成为当时美国南北铁路最大承建商（无论男女，有个好干爹真的很重要。）
至此，在伍秉鉴的经营下，“怡和行”成为“广州十三行”之首，财富累积惊人，达到鼎盛时代。
然而，伍家在最鼎盛的时候，迎来了无可避免的盛极必衰。由于鸦片的流入，中国大量白银外流，导致了“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道光皇帝为了挽救统治危机，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一到广州，先拿负责对外贸易的“广州十三行”开刀，作为十三行的头领，伍秉鉴首当其冲。面对朝廷派下来强势的钦差，即使“富可敌国”伍秉鉴也不能不诚惶诚恐，毕竟在那个商人还是属于“小贱人”这一类层次人物的时代，别说是钦差大人，就是面对一个普通七品县令都和一只待宰的羔羊没什么区别。
林则徐将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等商人唤到公馆，一顿痛责，指责他们勾结洋人，走私鸦片，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吓得屁滚尿流，一边磕头一边表示：“愿意捐献全部家产报效朝廷”，林则徐看着跪在地下磕头如啄米的伍绍荣，冷冷笑道：“本钦差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林则徐最后还是罚了伍家十六万两白银，以儆效尤。
林则徐为了逼迫外国鸦片贩子彻底交出鸦片，派兵包围了使馆，断水断粮，外国鸦片贩子被迫就范交出了鸦片，有了“虎门销烟”这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接下来就不用说了，历史课本有交代，中英交战，清军兵败如山倒，被迫签订《南京条约》。
战争期间，伍秉鉴所作所为还算是可圈可点，作为行商之首带头捐钱修炮台堡垒，建造和购买战船，虽然以前一直和外国人勾勾搭搭走私鸦片，不过在国家受到外敌入侵的大是大非面前还是守住了底线。1841年5月，英军逼近广州城，也是伍秉鉴带头花钱买平安，联合广州行商出资600万元，自己带头出大份110万元，换取了英军不攻打广州的承诺。（英军收到钱以后也算讲信用，掉头北上打定海，广州逃过一劫。）
后来鸦片战争结束，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英国人索要“商欠300万元”和“军费2100万元”，朝廷下令要“广州十三行”去出钱报效，伍秉鉴独自承担了十分之一的战争赔款和三分之一的商欠款。
鸦片战争结束后，伍家开始家道中落，《南京条约》开放了“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外国人可以自由和华人贸易，“广州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丧失，财富大量缩水，对外贸易的重心也由广州转到了上海和英国人侵占的香港。
1843年，伍秉鉴带着“宁为一条狗，莫为行商首”感叹，撒手人寰，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杰·多林在《皮毛、财富和帝国：美国皮毛交易的史诗》中提到伍秉鉴时，这样评价伍秉鉴的去世：“为旧中国的贸易画上象征性的句号....（因为）他几乎是广州（贸易）体制的化身。”当鸦片战争结束，五口开放通商，意味着广州的时代结束，伍秉鉴的时代也宣告结束，旧式帝制传统的中国，也画下句点，历史潮流彻底把这个老旧帝国卷入了一个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