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这部剧看到一半时，我看完了小说，再回头看这部意图宣传正能量反腐的剧，却发现了悲凉的一面。
大家觉得这部剧有突破，是因为反映了现实。但这是个什么样的现实呢？我以为是这样的：
这终究还是一个人治社会而非法治社会，人情大于法理，权力不受约束制衡，只对上负责也只受上制约。
人们依旧在期待一个合格明智的治理者来改变现状，而非依靠法律或体系。这和延续了千年的封建统治中人们对于明君的期待是一样的，本质并无改变。
所以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的不受限，人性皆有私欲，单纯靠道德本身去自律，那永远都是打死一批老虎苍蝇，下一批又立马长起来。
首先看人情。
人情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决定着每一个人的上位与否。高育良一直为老领导负责，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受老政法书记的提携，受老省委书记看重而上位，对于这份人情始终都要报恩。
人情也包含师生之情，这部剧里师生之情是拉帮结派最好的理由，祁同伟和高育良就是师生之间互相利用的典型。这与古代门阀官僚里师生互相提携关照、扩大权势的关系并无区别。
领导的秘书和大秘基本都有良好的政治前途或企业前途，因为秘书和领导走得进，有天然优势了解领导的喜好需求，自然也更能得关照。在这部剧里李达康、刘新建都有秘书背景。
无论汉大帮、秘书帮，无不都是人情错综复杂纠葛的结果。而且只要踏上这条路，就难以摆脱人情的束缚。人情，既会成为所谓的政治资源，也会成为政治包袱。
再看权力。
高育良亲口说，如果祁同伟当上了汉东省的副省长，还主管政法，那汉东基本就无法无天了。他深知一把手的威力和作用，一个人可以决定整个局面。
高育良一直认为自己的某些话之所以在省委常委会上不中用，那就是因为自己不是省委书记不是一把手。所以他总是渴望接近于无穷大的权力。即使给他金钱，他也要将其转换为权力。他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
祁同伟和高育良可以说是一丘之貉，只不过他既要权力，也更赤裸裸地要金钱。出身悲苦所以贪腐，这大概是所有剧本的一贯套路。“穷怕了”，所以对金钱有极致的追求。无论是一开始的赵德汉，贪守着两个亿也不舍得花，还是祁同伟穷尽心思往上爬捞钱，这些算是原生家庭的过错还是权力本身的过错？
即使本性质朴，放在一个有巨大权力可以决定利益往来的位置，多少人可以做到丝毫不受诱惑洁身自好？约束才是更为重要的地方。贪腐不能怪于贫穷的原生家庭，而要怪让人扭曲的体系。
李达康如此强势施政，除了性格使然，更多还是一把手权力不受制衡，这一点沙瑞金自己也指出来了。所以换了个易学习，让同级的纪委书记去管束，但事实就是同级根本无法做到监督。
李达康反问沙瑞金：别说我，作为省委书记的你，你的权力又受谁监督呢？让沙瑞金哑口无言。
如果大风厂案没有陈岩石的介入帮助，没有陈岩石和沙瑞金的这层关系，没有侯亮平和蔡成功的这层关系，那么它又能否顺利解决呢？
负责大风工厂案股权审理的法官陈清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利用手中的权力“稀里糊涂”判错案。因为他是对有更大权力的赵家服务。
人情和权力的现状决定了人们依然要去期待有好的统治管理者上位。而这就像概率事件，而且概率不高。因为在这种现状下，可能每一个上位者都付出了代价，除非后台更硬。更多的人还是类似孙连成、老季这类得过且过或谨小慎微的管理者。
侯亮平、陈海、陈岩石这类人物的塑造，恰恰更反映了人们对于明智坚决的治理者的渴求，也反映了事情的解决要多么依赖于管事者本身的能力和操守坚持，而非程序的正义。这类人物的塑造寄托了导演的一种希望，就像历史正剧塑造的康熙汉武大帝一样。
但现实往往是另一幅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