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之后，朱祁镇为自己的错误决策付出了代价；王振作为朱祁镇的白手套，和跟随朱祁镇的五十二个高官一同做了瓦剌的刀下鬼；消息传回北京，看王振不爽的群臣没等朱祁钰发话，当着这位监国王爷的面，把王振死党——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和王振的侄子——王山，当庭乱拳打死。
这件事吓坏了朱祁钰，他当时第一反应是赶紧跑，却被于谦拉住。于谦劝他：赶紧赦免群臣；至此这件事的影响才没有进一步扩大。
当时的情况是：
① 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瓦剌随时有可能假借明英宗的名义开道，南下进攻；
② 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不满三岁；
③ 朱祁镇还有一个弟弟——郕王朱祁钰，在朱祁镇出发之前被临时任命留镇京师；
大明王朝一时间政治上风雨飘摇，为了稳定大局，当时的权力高层进行了一系列操作：
第一步，农历八月十八，由朱祁镇生母孙太后主持御前会议，任命朱祁玉监国；随即朱祁玉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以徐有贞为首的一些大臣主张还都南京；而主张抵抗的兵部左侍郎于谦则以宋朝南迁的故事为例反对迁都，并对皇太后晓以迁都的利害，征得皇太后的支持。相传在这场会议上，于谦说出了那句名言：“主张南迁者，可斩”。
第二步，过了四天后，孙太后再下旨，立明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仍由朱祁玉代理国政；下旨后的第二天，便发生了前述的午门血案；
第三步，孙太后下旨四天后，镇守陕西的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劝谏朱祁玉，以江山社稷为重，继承大统；与此同时，主持兵部工作的于谦、和吏部尚书王直等大臣联名奏明孙太后， 为免主少国疑，应尽快拥立朱祁玉；
第四步，又过了九天之后，众人拥立朱祁钰为帝，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党羽纷纷落马。
请大家注意一位关键核心人物——孙太后；御前会议是她主持的；反对南迁，留守京师的决定最终是她同意的；立皇太子，郕王代理国政的懿旨由她颁布；最终拥立朱祁玉为皇帝的意见也是诸位大臣与她奏明。诸多迹象表明，当时大明王朝的最高指挥可能就是这位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孙太后。
电视剧《大明风华》中孙若薇的原型就是这位孙太后，不过我们不能受电视剧的影响，历史上这位孙太后既没有留下名字，也不是什么靖难遗孤，更找不到证据说她与朱允炆有关系。事实上这位孙太后是当时永城县主簿孙忠的女儿，因为和朱瞻基的姥姥是同乡，被人待见，所以招入宫中。
回归正文，我们可以想象，得知朱祁镇被抓，孙太后应该是反应最激烈的人；但又迫于当前的形势，她不得不权衡利弊，最终做出决定——儿子可以牺牲，但是大明的江山必须千秋万代。于是我们便很好理解，在朱祁玉当上皇帝之前，孙太后先将自己的孙子立为太子。
其实孙太后是做足了充分准备的，依照她当时的表现，极有可能即刻将新立的太子扶上皇位；但当时的情况可能不允许她这么做。
首先，当时在京的许多大臣已经感到害怕，纷纷联系南京方面，准备携家带口往南京撤离；而且，瓦剌假借朱祁镇的名义，挟持天子要求宣府守将为其开门，幸好当时的守将识破诡计，瓦剌未能得逞，但是这也为大明朝敲了一次警钟，如果大统无人继承，顷刻间群龙无首，天下大乱；其次，郕王朱祁钰已经监国，如果将朱见深扶上皇位，一旦朱祁玉带头南迁，在南京另立政权，那不仅朱祁镇回归无望，大明朝也将重蹈南宋的覆辙。与此同时，当时的朝局，朱家确实需要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同各位大臣对话，很显然——这个角色非朱祁钰莫属。更进一步讲，将朱见深立为皇子也是孙太后的底线，言外之意是，不论当前谁是皇上，将来大明朝的正统必须还是我英宗朱祁镇这一脉。所以对于目前的安排，是各方平衡的结果。
当然，我个人猜测，孙太后如果有私心的话，她是希望通过皇储的设立，稳固自己对于皇权的把握；但她和朱见深之间，毕竟还有朱见深的生母周贵妃，如果朱见深只是太子，孙太后还能借他人之手压制不必要的势力介入，有利于她对皇储的控制。
后来的事实，也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位周贵妃绝不是省油的灯，《明史》记载，朱见深即位后，周太后“五日一朝，燕享必亲”。太后的要求朱见深不敢不从，唯恐太后不悦。甚至在朱祁镇有遗诏的情况下，她依然通过修改墓道等手段，百般阻挠朱祁镇与钱皇后合葬。由此看出，孙太后对周皇后有所防范，并非不可能。
常言道，攘外必先安内，面对瓦剌来势汹汹，大明朝高层以最快的速度做出调整，同仇敌忾，打了一场热血的北京保卫战。
朱祁镇是八月份被俘虏的。一开始也先如获至宝，即刻利用明英宗的手谕，要求宣府守将——杨洪开门。此时杨洪已经得知土木堡变故，他担心有诈，命守城士卒收下皇帝手谕，并命其对城下人说：“我们所守的是主上的城池。现在天色已晚，我们不敢开门。而且总兵官已经去别处了。” 也先见诈不开城门，拥英宗经大同返回漠北。
朱祁钰登基后，同年十月，也先诡称奉上皇还京，由大同、阳和而来。也先复令英宗谕书与杨洪，杨洪看都没看，直接将谕书封好，上交到北京。朱祁钰见过英宗手谕后，回复杨洪：“上皇的信是假的。从今以后即使是真信，你也不要接受。”于是杨洪死守宣城。也先见宣城久攻不下，于是转由紫荆关攻入北京。
瓦剌那边能做出这一套骚操作，特别是能准确的找到紫荆关的位置，是因为朱祁镇被俘虏的时候，有一个一起被俘虏的女真太监——喜宁，他向也先投降，变成了瓦剌人的向导。景泰二年，喜宁伴随朱祁镇回京的时候，被捕入狱，处以极刑。
攻克紫荆关之后，瓦剌如入无人之境，很快便来到了北京城下。
北京这边没有坐以待毙。朝廷首先释放了从土木堡方向跑回来的副将石亨，并委任以京师总兵官的重任，统一指挥京师步兵部队。然后朝廷向大同、宣府、居庸关、紫荆关等重要关口派遣了一批京城的火器部队和骑兵部队。成为兵部尚书后，于谦急调两京、河南的备操军，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的官军，以及浙江兵来到北京，瞬间将京城兵力人数增加到22万多人，并从南京急调126万件库存兵器。与此同时，于谦将原有“三大营”改编为十团营；朱祁玉为了全力配合于谦，打破明朝兵部尚书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原有体制，授予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的重任，命在京的各营将领皆接受其节制。将士凡有违抗军令者，于谦有先斩后奏之权。
瓦剌抵达西直门的第二天，亮出朱祁镇，要求朝廷派于谦、石亨等高级将领亲自出迎，于谦派遣官员朝见过朱祁镇，双方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后续的结果来看，双方很可能没有谈拢，于是历经三天的战斗，也先带着朱祁镇向紫荆关撤退。
没有史料明确说也先带了多少人来北京。也先的援军脱脱不花甚至都没有到北京，便已经听说也先失败的消息，于是立刻撤退。又过了三天后，也先的部队退出了关外。
至此也先控制的瓦剌失去了与明朝经商的机会。
以上是《明史》对北京保卫战的主要描述，不过我对此有几处疑问：
1. 也先为什么要南侵？
此前，瓦剌每年都与大明有朝贡贸易，为什么正统十四年突然憋不住，买卖双方打起来了？光打起来不算，还把对方的老板给绑票了，就为了要点银子？这种落草为寇的做法，瓦剌再算蛮夷部落，也不至堕落如这般吧。
有人根据《明史》推断，正统十三年，瓦剌虚报使团人数，骗吃骗喝，被朱祁镇斥责，于是正统十四年瓦剌停止朝贡贸易，带兵南下，进攻大明。且不说虚报人数的是瓦剌还是大明朝自己的官员，就算这是真的，下次来的时候老实一点不就好了，至于兵戎相向吗？
而且按照《明史》的说法，瓦剌刚刚平定了蒙古各部，北方自己是否安定尚未可知，突然举兵南下，直扑北京，是否合情合理？
2. 土木堡之变以后，为什么也先没有立刻南下，而是等了将近两个月，才重整旗鼓，南下进攻北京？
如果瓦剌确实是提前准备好的入侵，那么在土木堡之变后，也先应该趁此时机，立刻继续南下进军，而没必要退出关外；等两个月，北京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也先再去进攻北京有何意义？
3. 于谦为什么受到信任？石亨为什么会被启用？
在土木堡之变前一年，于谦刚从地方巡抚的职位被召回京师，任兵部左侍郎，不属于内阁；土木堡之变后，朱祁镇身边的兵部尚书邝埜死在了土木堡，但当时明朝还有一位更早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王骥，正在湖广和贵州各地平定苗乱，配平蛮将军印，手握重兵。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这么大的事情，朝廷不考虑将这位兵部尚书急调回京城，反而升任于谦，从山东、河南和浙江等地区重新召集人马，舍近求远，让人捉摸不透。
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被俘虏，他身边的文臣武将都战死当场，只有石亨自己单骑一人放弃边关守将职责，半路没有组织任何像样的抵抗，直接跑回京城。回京后的石亨已经被下狱，却重新被于谦启用，甚至顶替了在京守将的位置，晋升为右都督，掌管五军大营，着实令人费解。
4. 也先的进攻路线扑朔迷离，宣府总兵杨洪行踪诡秘。
农历八月初一，朱祁镇见到杨洪之后，要求他随军同行。这时候杨洪的儿子杨俊不见了，杨洪没有和朱祁镇讲。三天后朱祁镇启程回京，当时大同总兵郭登建议皇帝车驾从紫荆关回京。朱祁镇没有明确表态，走了四十里，队伍突然调转向东，继续行进。很显然朱祁镇没打算走紫荆关。
八月十五日，“起营之时，忽南坡有明盔、明甲人马来迎，疑是勇士。哨马不为设备，遂至败军陷驾。” “大战，大军倒戈，自相蹂践。”
八月十五日，朱祁镇的队伍刚准备起床行军，突然队伍南方（北京方向）来了一支穿着大明军装的人马，哨兵以为是自己人，没报警，结果这帮武装分子冲进皇帝大营中大开杀戒，而且导致大军倒戈，自相蹂躏践踏。武将勋贵和高级文官，合计五十二人都死在了这场战斗中。
土木堡之变直接袭击朱祁镇队伍的是谁的人？有多少人？史书上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反倒是清清楚楚写着这些人身着大明军装。如果他们是也先的人，进攻路线居然从南方袭来，那么他们是如何绕开大同和宣府，精准找到皇帝的位置呢？
本应该随军的杨洪此时人不知在何处。土木堡事变之后，杨洪出现在了宣府，北京保卫战的时候，杨洪急调2万人入京，配合于谦行动。事后杨洪一家都受到了封赏。据说杨洪的弟弟娶了于谦的妹妹，两人有亲属关系。
5. 奇怪的死亡名单。
翻看土木堡事变的死亡名单，除去几位勋贵之外，大部分是文官，包括户部、兵部、吏部、刑部、工部、督察院、翰林院、通政司、太常寺和太仆寺的各类官员，当然既没有杨洪，也没有杨俊，边将郭登和石亨也不在这份死亡名单里。如果朱祁镇是真去打仗的，带这么多文官做什么？但是如果朱祁镇是带了一票督导组官员去巡查边防，是不是看起来这个解释更合理？
也先的部队连六部尚书都宰了，唯独留下一个皇帝没被杀，反而对他礼遇有加，而且最后还送回北京，也先做这件事是为了什么？打都打了，还想着给大明留下一个好印象？
综上疑点，有私人学者怀疑，从土木堡之变到北京保卫战，是边将杨洪、石亨和郭登配合京官于谦组织的一次军事政变；边将假传情报，趁朱祁镇巡边整顿军务的机会，发动兵变，将皇帝队伍劫杀在土木堡。但是恰好遇到了前来朝贡的瓦剌也先，于是他将朱祁镇接回了瓦剌，重整旗鼓，准备杀回北京，送朱祁镇回家。
也许这种设想，能解释上面的一些疑问，但事实究竟如何，一切都封尘在了岁月中。《明史》历来为人诟病，倒不全是因为清代人对明史的刻意删减，最主要的是，从明朝人自己开始修《明实录》的时候，就有明显的掩盖和修改痕迹，那还如何让后人清楚的认识大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