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教育的时候，总有老师或家长把问题抛给制度和社会，认为是制度和社会在逼TA这样做，没有办法，只能先适应这种大环境，TA只能去逼孩子，控制孩子，才是唯一出路，结果个别孩子出事了，比如离家出走或跳楼自杀，事后往往是家庭怨学校，或学校怨家庭。而事前的教育情状往往家庭与学校“合谋”“合作”，完成对孩子的精准控制；出了事，转而成为家庭与学校的“互怨”“互害”。
其实，有些教育悲剧的发生，家庭学校往往没有谁是干净的，由“合谋”到“互害”只是利益共同体在不同阶段的两种表现形式罢了，都是灾民理性使然。要追索起来，和整个文化环境对教育的评价、对教育的认识有很大关系。
如果地区与地区之间评价教育的依据就是升学率，就像评价经济指标靠经济GDP一样，那么教育行政当局就会把这种观念当做核心价值观，然后把这种能量传递给每个学校，学校再传递给每个老师，传递给每个家庭。这种能量往往不是层层递减的，而是层层递增的，最后都落到孩子那里。
教育压力的直接传递往往引发教师内部的比拼和家庭之间的竞争，这就让教育变得冷漠和僵硬。粗糙野蛮的分数逻辑会代替温和理性的教育逻辑，结果是:人，不见了，只看到一组组冷冰冰的分数。而对人的简单量化，虽说是一种等而下之的社会化选择，却不能排除是对人的一种系统化歧视。
某个教育悲剧（如自杀）出现后，往往是学生所在的学校封锁消息，或拿钱封口，大学中学都一样，哪怕这学生死在家里，和学校没有多少关系，也要尽力阻挡消息传播。家庭怕丢人，也是希望“家丑不外杨”。社会上除了冷眼观望和悲伤感叹外，再也没有什么，很快就会遗忘，而时间默默无声，街市依旧太平，应试依旧强悍。在近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任何一个人的悲剧除以十四亿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微不足道，对于几千人、上万人的学校也不算什么，而对于家庭就是天塌地陷的大事。
荒唐的是，家庭学校社会合伙制造了悲剧，又合伙掩盖责任，希望所有人缄口不语，屏蔽消息，这是一个多么荒诞而悲凉的世界。
惨相已使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但悲剧的制造者在互相埋怨中有没有反思自己的责任，有没有看到自己脸上的血污？
哪个国家的教育都不能全部推给制度，虽然制度是关键，但制度最终是通过人实现的，制度的能量是需要分解承担的。
体制是什么？就是一个一个的学校，一个一个的家庭，一间一间的教室，一个一个教育者，没有这些机器零件的积极配合和能量传递，制度的力量也不会如此强大。
自然，救赎的力量也在于个体或小共同体的分解。
波普尔认为，极权社会很难进步和转型，无法通过系统化的工程改变，只能通过零星的社会过程，这种零星的社会工程就要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责任，只埋怨社会和制度，也是没有用的。
回到教育上，各个学校拿成绩说事也能理解，但成绩丝毫反映不出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怎么样，内在有没有快乐，精神有没有根基。总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分数，似乎成了评价教育的一切，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吗？
一个浮躁的时代，人们总追求成功。其实，教育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成就生命的幸福。每一个教育人要相信种子，相信时间，相信自己的努力不会白搭。一个好老师对学生产生的影响会超过一所学校。
对当下的恶性竞争要有同情之理解、清明之警惕和理性之防范。
荣格说过:集体化的国家根本不打算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了解，也不打算密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此相反，他拼命的挑拨离间，拼命的隔离个人的精神联系，其原因十分显然，个人之间的联系越缺乏，国家就越牢固，反之亦然。教育应该是合作的事情，但如果变成一种竞争，那么学校与学校之间、班级与班级之间、老师与老师之间，甚至家庭与家庭之间，能不能有真正和谐融洽的关系。最后的竞争对谁有利、对谁有害，不是很清楚吗？
有一个常被引用的温暖故事，是说在暴风雨后的一个早晨，一个男人来到海边散步。他注意到，在沙滩的浅水洼里，有许多被昨夜的暴风雨卷上岸来的小鱼。用不了多久，浅水洼里的水就会被沙粒吸干，被太阳蒸干，这些小鱼就会被干死。他忽然看见前面有个小男孩，不停地拣起水洼里的小鱼，用力把它们扔回大海。这个男人忍不住走过去：“孩子，水洼里有几千几百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我知道。”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哦？那你为什么还在扔？谁在乎呢？”“这条小鱼在乎！”男孩儿一边回答，一边拾起一条小鱼扔进大海。“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教育的制造是潮水一般成批量的，流水线的，而教育的救赎往往是一个一个的手工作业。如果你救赎不了别人，那就先救出自己，救出自己的孩子，救出自己的班级，救赎自己的学校……
朴槿惠说过:“要走得快，就自己走；要走得远，大家一起走。”教育不是研究如何“走得快”的，而是要关注如何“走得远”的，所以教育不是个别人的事情，是关涉整体的事情，不是自上而下的系统化改革就可以一蹴而就，更需要自下而上的努力。最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行动，而不是虚张声势的口号或冷漠观望的搭便车行动。
教育是做出来，不是说出来的。想大问题，还得做小事情。
只有认识到制度的能量是分解承担的，制度就是每一个人，人的精神觉醒就是制度突围的一种力量，那么日拱一卒、得寸进村的努力就会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你就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