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经历过如此这般的夏天，比以往的任何夏天都美丽、繁盛，我几乎想说，更是夏天。”茨威格这样写着。他口中的那个夏天在公历纪元里被冠以1914的编号——那个被历史加重了记忆符号、仿佛后来的我们亲历过一般的年份。
这是一本回忆录，可以有举轻若重的细部。诸如天气，就像氛围一样，得是亲历且在意的人才能感知的。而茨威格将他的特权分转给了我们：“连续多日，天空像蓝色丝绸一般舒展，空气柔软而温热，草地暖暖地散发着幽香，树木郁郁葱葱，到处都是新绿。” 于是，后来者的我们借由茨威格美妙的文字感知了1914年欧洲某地不为人知的夏日灿烂。该怎么说呢，在茨威格的逻辑里，1914年的夏天之所以如此令人难以忘怀，不仅在于那是席卷欧洲大陆的灾难的初始时刻，还在于那个夏天本身确确实实不同往年的灿烂。依照这个逻辑，原本不足一提的天气——又还没上升到和事件具有直接因果联系的层次，诸如大雨和滑铁卢惨败之类的——竟可以在回忆录里大书特书。而正是这种无关紧要的精彩细节，使这本书蕴含绵延之劲，读之有趣。
这是一本回忆录，可以有后知先觉的成分。即使说出“八年抗战就要开始了”的台词也无法挑刺，毕竟不是严格的限定情境再现，不算逻辑错误。譬如，茨威格在讲述一战初期那种民众狂热与欢娱时，略微提了提二战爆发时民众的严肃沉默。两相对比之下，1914年之前平静而有序的世界，那个人们近乎宗教般地对本国政府的诚实与对政府能力的信任的世界，在经历过一战的炮火与硝烟之后，消失不见了。所以，在1939年的世界上，已经不像1914年那样有那么多幼稚天真的轻信。而像这样后知先置的描写，有一些历史因为没被标记而只有寥寥数语。在一战结束与二战爆发之间的20多年里，时间像是被压缩了一样，茨威格对这段“幸福时光”言之甚少。原本均匀的时间介质在记忆里被有意识地伸缩。记忆载以文字变成了回忆录，而篇幅的长短不一使得这种不均匀越发突显具形。
这是一本回忆录，可以有非集体记忆的温度。不像简单笼统的广播——某某战争某方一百五十人阵亡——只有数字和无名的冰冷。这里的人物具名具姓，有喜好有态度，还有他们与茨威格相处的细枝末节。譬如，在这里，我们借由茨威格的眼睛，幸运地观看到大师罗丹的工作全程。茨威格在与罗丹的第一次会面中，有幸参观了罗丹的创作室。在一座女人雕像作品面前，茨威格情不自禁地赞扬，而罗丹却认定雕像的肩部尚不完美。忽地，罗丹把茨威格晾在一边，旁若无人地工作起来。最后，罗丹给完美的雕像盖上湿布，结束工作要锁门离开的时候，发现了“擅闯”的茨威格。罗丹生气地盯着茨威格，直到他想起来那是自己请来的客人。那一刻，茨威格感悟到造就伟大艺术的不二法门是集中、忘我与出世。
这是一本回忆录，可以有只经孤证的事实。“百分之百的真实，就如同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根本不存在）！”就像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对茨威格的私语一样，回忆录也有它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回忆录是茨威格自身记录的事实，是让我们恍然如同亲身经历过一样的文字记录，可即便是亲身经历的事实，也不是百分百的真实。一如《存在主义咖啡馆》里哲学家们的友谊，交叉缠绕，茨威格和其他同时代人伟大友谊的背后也不乏紧张的关系，即便是挚友罗曼·罗兰也曾在日记中对茨威格言辞刻薄。只经过茨威格述说的事实，是有局限性的真相。就如同《烛烬》里的那句话：“事实不是真相，事实只是一部分的真相。”
总而言之，这本回忆录提供给了我们那一特殊时代的文化氛围，那种恍如亲历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