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掾、北地人傅嘏（gu）说：“建立官吏，分担职务，管理民众事务，这是根本。而按照他的官职去考核他的实际工作，根据成规去考察督促，不过是一些细枝末节。纲本未举，而去制定一些细枝末节的流程；不研究经国大略，而以考课为先，我担心这并不足以分辨官吏的贤愚，也不能精进孰明孰暗的道理。”
讨论来讨论去，很长时间都没有结论，考核之事终究不了了之。
司马光曰：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治人之道，就是圣贤也觉得困难！所以，如果按舆论对他的毁誉去选拔，则被喜爱和憎恶所主导，而善恶混淆不清；按考核条例去检查呢，又巧诈橫生，真伪难辨。究其关键，还是在于人！人要至公至明。在上位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一目了然，无所逃遁。如果在上位者不是至公至明，那考核办法，恰恰是被利用为徇私欺罔的工具。
为什么这么说呢？公正光明，是心；考核绩效，是事迹。如果自己的心不正，而要去考核别人的事迹，不是太难了吗！在上位的人，只要不因亲疏贵贱而改变心意，不因喜怒好恶而改变立场，想知道谁是博学通经之士，看他博闻强记，议论精通，这就是饱学之士；想知道谁是能治理狱政的能臣，看他能识破真伪，使人不受冤枉，这就是公正的法官；想知道谁是能治财的专家，看他仓库盈实，百姓富足，这就是善于抓经济的地方官；想知道谁是懂军事的，看他战胜攻取，敌人畏服，这就是能打仗的将军。其余百官，莫不如此。选拔人才的时候，虽然也跟别人商量，而决策全在自己；虽然也考核他的事迹，但结论还在于自己内心的观察判断，考察实情，仔细斟酌怎么选择安排才合适，这其中是极致的精密和微妙，根本就不可言传，也没法写出来，传下去，怎么可能预先制定法条，而委托给有关部门呢！
皇亲国戚，或权贵之家，虽然没有才能，照样高居要职；而关系疏远的，地位低贱的，虽然是贤才，仍然被排斥。被上级所喜欢的，干得再差，也照样没事；被上级所讨厌的，就算有功，也不录用。如果征求他人意见，则毁誉参半，无法决策；如果考核他的政绩，则汇报上来的全是好事，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也无法核察。所以，考核办法制定得再怎么好，条目再怎么完善，档案保存再怎么严谨，又能得到真相吗？
有人说：“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官员成千上万，考察升迁，怎么能不委托给有关部门，全部自己干呢？”我说：不是这么回事！所谓在上位的人，也不只是国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各部属官之上，三公居百官之上；他们都用这个道理来考察升降他们的部属，而君王也用这道理来考察公、卿、太守的升降，这有什么烦劳呢？
又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尧、舜所制定的，京房、刘邵是记述修订而已，怎么能废弃呢？”我说：尧舜时期的官员，在位时间都很长，深受君王信任，考核办法很宽松，考核时间周期也很长。所以鲧治水，九年不成，然后才治罪。大禹治水，九州全部平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安居，然后才赏赐他的功劳。不是像后来京房、刘邵搞那些办法，米呀，盐呀之类事务都要考核，要的都是短期效益。有些事情，名义上相同，实际却不是一回事，就像尧舜的考绩，和京房、刘邵的考绩，不是一回事，这不可不仔细省察。考绩办法，并不是在尧舜时代可行，到了汉朝就不可行。是京房、刘邵制定的办法，没有抓住根本，而钻到细枝末节里面去了。
华杉曰：
这是历史幼稚的一面，中国历史，说权谋政治，则有无限的智慧和想象力，说公共政治或组织管理，从这些君臣廷议对话中，就找不到逻辑。而司马光的评论，也是不得要领。总之，他们的结论，就是法治不现实，只能靠人治。人治靠谁治呢？下级靠上级治，一级治一级，到了最高级——君王呢？就只能靠“自治”了。
17、
当初，右仆射卫臻负责选拔官员，中护军蒋济写信给卫臻说：“刘邦任命逃犯（韩信）为上将，周武王举拔一个渔夫（姜太公）为太师，平民甚至奴仆，都可以登位为王公，何必要守着那些条文，考试之后才任用呢？”卫臻说：“不对！你这是把牧野之战的时代，比着成王、康王的盛世；把汉高祖斩白蛇起义的时代，比着文景之治。喜爱超出常规的行动，开启奇迹般的选拔途径，那就让将让天下驰骋而大乱了。”
卢毓谈论用人及选举，都以性格品行为先，然后才看他的才干。黄门侍郎、冯翊人李丰曾经问卢毓，卢毓说：“才能是能够行善的，大才能成大善，小才能行小善。如今有的人有才，但是不能为善，那是因为他的才能，不适合他的职位。”李丰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