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我在甘肃玉门上技校。那时候上学不光不缴学费，学校还发钱。每月十五块钱生活费，学校都按月定时发放。学校还说要发零花钱，用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不知為什么后来没发，可也没难住我们。家里条件好的寄点钱，家里穷的就只好从牙缝里往外抠了。少荤多素是方法之一，日子长了也能省个三块五块的，然后到食堂管理员那里把莱票兑换成现金，穷学生也就有了钱。我那时还没学会抽烟喝酒，零用钱主要用于购买日常用品和邮票，再有结余就是想照一张像片寄给父母。

那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我独身一人去照像館照像。在返回学校的路上，我看到一群人在看贴在墙上的一张海报。出于好奇，我也不由自主地凑上去看。这才知道海报是北坪新华书店贴出来的。说他们店新到一批“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因数量有限，购书时须出示工作证、学生证、或单位证明。这真是来得早不如来的巧。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衣兜里的钱包和学生证，便兴冲冲地向北坪书店走去。

那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可学英模、学焦裕祿和学习毛主席著作却己蔚然成风。有一首歌叫《毛主席语录发给咱》，就是那时侯唱的。可在那轰轰烈烈的形势下，仅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是远远不够的。人们渴望的是原著，而这样的机会就在眼前……我越想越高兴，便不由自主的加快了脚步，大步流星地向书店走去……

新华书店的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秩序也不是很好。排在我前面的至少有二十个人。还不包括两边那些三三俩俩试图加塞的人。我跺着脚，搓着手，一点一点的向前挪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大约我前面还有五六个人的时侯，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口袋，虽然什么也没摸到，可我却吓出了一身冷汗。因為学生证沒了，钱包也没了，而且连取相片的票据也没有了。我前后左右地转了一圈，看有没有掉在地下。又摸了摸全身的口袋，还是什么也沒找到。后面的人催我往前走，可我既无证又无钱，既便到了柜台又有什么意义？我只能不情愿地坐失良机，兩手空空地出了店门。

我脑子一片空白，茫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虽然我从小丟三落四，可真要说丟钱，这还是第一次。我先是沿原路去照相館，希望能在马路的某一个角落，能找回我丟的东西。可都到了照相館门口，都没有任何发现。我怀着绝望的心情，心灰意冷地往学校赶。回到学校以后，食堂已经关门。我当时也无心吃饭，而且就是想吃也吃不成。因為我丟的钱包里不光是现金，还有上周一刚发的十几块钱的食堂菜票。现金丟了可以不花，学生证丟了可以补办，可沒有食堂菜票，不要说今后，就是今晚也吃不上饭啊！

我刚到玉门，人地生疏，只认识班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学，而且还没有来往。就算人家借給你莱票，我拿什么还？越想越没办法，便拉开被子睡觉。可怎么睡得着？我翻来覆去地想，这钱包和学生证到底是走路走丟的，还是排队时被偷的？虽然是个谜，可对我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该怎么办？把事情告诉别人，信不信姑且不说，就是别人相信又能怎么样？就算有人帮，又能帮多少？可不说丟钱，今后怎么吃饭？

做為一个学生，一两顿饭不吃，不大容易被人发现。可第二天我没去上课，却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和同学都以為我生病，还从食堂给我端来病号饭。特别是班主任老师，不光亲手給我倒水，还用手摸我的额头……老师的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了千里之外的母亲。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突然见到亲人，竞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老师拿出自己的手绢，边给我擦泪边安慰我:“你们刚来，还不适应这里的气侯，等会儿咱去医院检查，看是不是……”

我打断老师的话，“老师，我没病，也不用去医院。”“那你……”老师不解，愕然地睁大了眼睛。我不再哭泣。并鼓起勇气把自己昨天如何去照相舘，如何去书店，以及如何丟了钱包，食堂菜票和学生证等物件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了老师。

老师听完我的叙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用手抚摸我的头发，“你真是个傻小子，没钱吃饭就睡觉？你能睡几天？”边说边从衣兜里拿出两张莱票，“先去吃饭吧！”老师说。

天上虽然不会掉馅饼，可天无绝人之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第二天下午开班会，老师讲了我的事，并提醒全班同学管好自己的钱物。又说，一道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提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现在我们班一个同学没饭吃，同学们说怎么办？沉默了半天，突然有一个胆大的学生说，“一人省一口，十人省一斗……”老师脸上笑开了花并率先鼓掌，紧接着，全班的掌声又从教师的门窗缝里飞了出去。全班三十多名同学，终于用“一人省一口”的方法，解决了我一个月的无米之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