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外文化是文化史非常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岭南文化在这方面具有丰厚的资源与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在佛教方面。季羡林先生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也没有像佛教这样，同商人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成为佛教输入中土的重要通道。冯承钧说：“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犹之西域之于阗也……欲寻究佛教最初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佛法西来，岭海先浴其光！东汉末年岭南人牟子所著的《理惑论》，是“中国阐述佛学最早的一篇文章”（罗香林语）。汤用彤教授也说，《理惑论》“充分表现五方杂处、交通频仍地方之精神”，并说“自宋世以来, 广州常有出经者。可见南朝佛典多来自海上，因而每与南方佛学发生因缘也”。

承此渊源，岭南佛教至唐弥盛。天宝年间, 仅韶州一地，虽“生齿登皇籍者仅三万一千户, 而削发隶寺曹者三千七百名, 建刹为精舍者四百余区”。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惠能于法性寺（光孝寺）受戒弘法，开说宗旨，尔后住持曹溪，弘法四十载，不仅完成了佛教中国化，被国学大师钱穆誉为中国的马丁·路德。更因其岭南特质，对于岭南佛教的发展，具有特出的意义和作用。如主张佛性无分南北，使岭南可以也得以成为禅宗的中心，为岭南佛教发展，开辟了最广阔最光辉的前景。清初岭南高僧成鹫曾精辟地概述了岭南尤其是惠能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意义：“宗风西来，粤疆是即。爰及《楞严》，广州初译。五岭巍巍，斯为佛国。曹溪发源，衍于迁寂。万派千江，皆其涓涓。”成鹫也是被沈德潜誉为“本朝僧人鲜出其右者”的著名诗僧；正是以成鹫、天然为代表的清初岭南诗僧团休，揭开了岭南文化史新的伟大篇章。

明清之际，天崩地解， “臣庄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厥志。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而岭南尤众。岭南遗民的逃禅，既有大势的影响，更取决于岭南的“敦尚节义，以殉死为荣，降附为耻，为他省所未尝有”的世风。在晚明动荡不安的政局中，志士烈女活跃于南粤大地，浴血奋战和倡义抗守，蔚然成风：“陈文忠、张文烈、陈忠愍三臣振臂一呼，义兵蜂起，于时破家沉族者，踵相继也。故贰臣传中，吾粤士大夫乃无一人。”“一声长啸出红尘”，这些遗民僧往往是带着孤怀遗恨披上袈裟的诗人，天然和尚及其僧俗弟子，则开创了文学史上的“海云诗派” 及“海幢诗派”，160余名成员中，诗歌结集者达49人79种，堪称有史以来“最大的诗僧集团”。他们不仅使法门焕彩，为文学史增色，也成为文学史研究难以逾越的一环。如苏州大学严迪昌教授的《清诗史》和江西师范大学刘世南教授的《清诗流派史》，均对诗僧函可设专节论述。特别是刘世南教授在叙论“岭南诗派”时，论列的诗人为屈大均、陈恭尹、函可三人，而非传统公认的“岭南三大家”，表明在这位清诗研究大家的心目中, 函可诗歌之价值甚至高于“岭南三大家”之一的梁佩兰。丁力选编的《清诗选注》，则将函可与吴兆骞、沙白张并列为“清初抗清三大诗人”。

然而，诚如黄天骥教授所言，近百年来，海内外学界对中国文学史、宗教史和文化史上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有不少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特别是对诗僧及诗僧群体的研究，实在还处于起步的阶段。为此，指导其博士生李舜臣以《清初岭南诗僧群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对清初岭南诗僧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在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通过对具体作品形象以及对作者经历、性格的细致分析，在此基础上，概括一定的历史时期以及地域特色，阐述并归纳诗僧这一创作群体的面貌。不仅详尽地论述了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独特创作群体，也对掌握中国明清时代的社会和文学发展的状况大有裨益。因此，这篇博士论文，在当年即深受好评。

博士毕业以后，李舜臣教授围绕诗僧的问题，锲而不舍地研究，申请立项了多项相关国家社科课题，钻之弥深，新见迭出，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誉。并在新的水准上，对原博士论文进行全面整饬修订，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岭外别传——清初岒南诗僧群研究》。其视野扩大到整个宗教史发展的维度，还令人联想到大乘佛教对汉民族思维模式的浸润，以及惠能禅宗一派之所以会产生在岭南，及其对明清社会和岭南士人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诸如此类，极富启迪，自然也应当极为学界和读者所期待。

（《岭外别传——清初岒南诗僧群研究》，李舜臣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17年8月版，定价7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