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的主角依然是青铜器，不过历史已经走到了西周时期。在此之前，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完成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改朝换代。如王国维所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脍炙人口的《封神演义》，讲的也是这个时段的故事。当然故事里主要是戏说，但是纣王暴虐，武王仁德，从而武王顺应民意取代纣王统治天下，似乎看起来还是贴近事实，合乎情理。
不过细究起来，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因君王“无德”就可以取而代之，这一理由并非那么顺理成章。商文化中，商王统治的合理性在于其先祖受到了天神的眷顾，王室的血统已经被神圣化，血脉本身就注定了他们是统治天下的唯一可能。在这个时候，君王是否有“德”还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在武王伐纣之后，新周立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消解原本商王朝的祖神崇拜，让国民相信自己才是真正“替天行道”的那个人。周人在这里采取的方式是依然借助于时人的天神崇拜，但是让这位天神主宰世间的万物，统御当时的大大小小各路神祗，相当于是一次神界的“中央集权”，周王则是得到了这个天神的青睐。同时引入“德”的概念，让周王得到眷顾的原因不是血统如何，也并非祖上的渊源，而是拥有德行，能够顺应民意，广施仁政。同时声称纣王忤逆了“天”的意愿，也背离了成汤以来殷商自己的优良传统。这一套说辞在当时似乎是取得了成功，与纣王强权统治下民众的不满相契合，周王也顺利地成为了统治者。
这一“德治”理论的弊端在于，它放弃了“祖帝一元”信仰的绝对排他性。因为“德”并非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而是人人都可以有的，但显然不是每个“有德”的人都可以成为君王，或者身居高位。所以作为自然属性的血统，也就不能完全抛弃，这也是施行“宗法制”的重要原因。所谓“宗法制”，就是在王室及所有贵族中，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和其他成员的分封制。人们按照父子、嫡庶、长幼的关系，明确地规定了等第次序，让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位置，从而确立了整个社会父权家长制的等级结构。于是，周天子作为这一体系的核心，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最高级别的“家长”。同时以血缘为纽带，其他王室与贵族成员也都各安其位，享有自己的爵位或封地。
然而，宗法制毕竟本质上是等级制，规定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如何让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这种不平等，甘于成为这种社会组织的一分子，就成为了宗法制真正推行的前提。所以在这里，就有了周公的“制礼作乐”。
所谓礼，就是一套官方制定的行为准则。周人的天命观，虽然依然比附于天神，但天神已不再是完全客观，不再仅仅护佑自己的后裔，而是有着一定的考量标准，让有德行的人作为自己的代理。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先天的血统，而是后天的努力。在这里，天已经成为了“有意识的人格神”，有了自己的理性甚至价值取向。显然，这些都依赖于人的阐释。因此就需要一套官方的标准，来规定究竟如何做才算是有“德”。于是，周人制定了一系列的礼仪规范，从各类仪式到日常生活，事无巨细。同时，这些礼仪规范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异，天子、大夫、士人都须要遵从各自的礼仪。从精神实质上来说，这里的价值观，这些礼仪的标准，就是遵从宗法制所规定的等级秩序。遵守这些规范，安于自己的社会定位，即为有“德”。
但是，“德”本应是独立于出身贵贱的后天获得的文化属性，在这里却要完全附属于父子长幼的先天决定的自然属性。同时另一重矛盾是，“礼”毕竟是很强的外在约束，必然要压抑人的自然天性。所以为了调和这些矛盾，保证“礼”可以真正被人们所遵守，就需要有音乐来发挥作用，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逨钟所要承担的职责。
说到音乐，我们知道，它以其独特的韵律，与人的生理节奏相配合，从而调动人的情感变化。音乐舞蹈自然不是周公的发明，从远古时代起就普遍存在。之前讲到过，那些原始巫术和歌舞能够诱使人们进入某种近乎迷狂的状态，仿佛与世间万物融为一体，达成一种自然感官上的情感宣泄。另一方面，在同一韵律的氛围中，个体感受达到了交感互通，人们仿佛受到了同样的神秘力量的感召。这种作用弥合了一些个体间的差异，加强了社会组织的精神纽带。及至夏商时代的祭祀仪式和“庸鼓有斁，万舞有奕”，再到西周的礼乐，其精神实质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礼”所引发的等级差异的矛盾、外在规范与自然天性的矛盾，在乐声中被相当程度地消融了，正如原始巫术歌舞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作用。所谓“乐统同，礼辨异”，“礼”与“乐”一外一内共同作用相互配合，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塑造着人们的情感心理。
但同时我们也明显地看到，在这一过程中，那些仪式和歌舞被规范化与理性化。其神秘恐怖、原始野蛮的成分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向日常生活的渗透和人为教化的意味。它们披上了理性的外衣，并且更加显明地被加以阐述与利用。其情感宣泄逐步退化，而更加注重内容表达，歌词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所以人们把那些词句记录下来，这也是《诗经》流传后世的重要原因。在周文化中，客观上我们看到的是神的退位、人的觉醒。前面说过，虽然塑造了“天神”，但只是形式上和世界观上的最高权威，其功能事实上已经被消解了，“人”自身成为了决定因素。人们的精神世界已不再被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所支配，话语的场域更多地规限在了人文社会的范畴，这也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奠立了思想基础。
体现在青铜器上，那些巨大的形制和充满原始迷狂气息的纹饰愈发鲜见，而是趋向于端庄、典雅、简洁的几何图案。青铜器上的铭文明显增多，祭祀的意味变淡，记述的作用增强。像我们今天的主角逨钟，就记载了它的主人逨继承官职的事项。从铭文最后“子子孙孙永宝”的字样可以看出，器主人将这作为家族的荣光，希望能够流传后世。类似的话也出现在了很多其他的青铜器上，青铜器用途的变化在此可见一斑。相比于殷商甲骨而言，西周青铜上面的铭文笔画更加圆柔，章法上也开始讲究排列与布局，体现出了礼乐文化背景下的理性化趋向和对规范化形式美感的追求。
由于“乐”的目的原本就是通过调和人的身心与群体感受，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它遵从着协同有序、中平适度的美学标准，排斥任何极端的行为与情绪。因此在这里，“和”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谓“商尚鬼，周尚文”，周人通过“礼乐”，创设了一种与之前全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也是从这时起，中华文明开始呈现出崭新的文质彬彬、以和为美的精神气质。人们在乐舞声中践行着各自应属的礼节与规约，社会各阶层就如同编排齐整的编钟一般，共同奏响着和谐统一的乐曲。总体上看，礼乐文化通过礼仪确定外在形式，通过音乐实现情感满足，从而达到社会建构的目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被称为“早熟的文明”，就是因为早早完成了这种政治文化建设。当然，“早熟”也同时意味着另一些方面的“不成熟”。在这里，人的个性表现与情绪宣泄还未及充分展开，就已被压抑并让位于社会秩序。中国艺术中鲜少见到情绪的极致表达，而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礼乐文化被儒家学派继承与发扬，为后世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奠定了含蓄、内敛、追求和谐统一的美学基调。从艺术表现上来说，似乎比不上世界很多其他文明的光辉与感染力。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拥有着极强的政治文化的稳定性，在经历了无数的战火洗礼与外来文化的冲击之后，依然保持着极其坚韧的文化传统，文脉从未断绝并且历久弥新。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西周时的“制礼作乐”。
作为中国历史上国祚最久的王朝，在历经八百年的风霜之后，煊赫一时的周王朝终于落下了帷幕。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文化印记，和无数的文物瑰宝。其中，以这些铜钟为代表的西周乐器，作为联系社会组织与人们内在情感的关键枢纽，承担了尤为重要的文化使命，影响甚至绵延至今。在数千年尘封的岁月里，它们仿佛从未停歇，始终在静谧中，奏响着中华文明命运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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