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乐的困惑」读后感
众所周知，儒家一直提倡“农为本，商为末”“农业是树干，商业是枝叶”“崇本抑末”，因为在儒家的观念里，商业就是把A的钱赚到B的荷包里，交易过程中没有发生财富增殖。然而实际上，正是流通和流动的过程才是财富增殖的过程，只要有了流动性，哪怕是垃圾也能是财富（比如以前中国和东南亚进口固体垃圾）。另外，儒家还非常提倡各种礼乐道德，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而这些无形的道德，便给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增加了无数无形的束缚，宛如给整个社会套上了一层枷锁。
洪武爷的理想就是儒家的传统理想，男耕女织鸡犬相闻以至于老死不相往来，大家恪守社会准则和道德原则，自然而然就过的幸福了。于是乎大明初创时洪武爷就给这个国家设置了数不清的束缚、框架和条令，而大萌便是在这样的枷锁下面走完的一生，血管淤塞气血不畅最终导致心肌梗塞猝死。
我原本以为在各种法令下的大明必然民生凋敝流动性缺乏，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只不过由于国家控制力的逐渐衰弱和崩解，到了晚明也还是出现了相当发达的商品市场经济。卜正民由晚明的江浙商业发达来论证“明朝官僚机制实际上并不是反商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明朝由儒学理学治国，从上到下都是反商和抑商的，晚明的商业发展正是由于国家机器的掌控力下降，对社会的钳制作用衰退之后，部分地区不再板结的土壤开始萌生出某些枝丫。在底层，人们都在潜意识里瞧不起那些富豪大户，认为他们在发家过程中肯定有各种不义之财，对穷人敲骨吸髓，于是衍生出各种仇富心理，比如福建一些地方的民众看到轿子就去砸，因为只有富人才用得起轿子；而在高层，诸如张涛张岱等士绅大夫，也是认为商业的兴起导致道德衰败、社会沦丧，人民因此不再淳朴，将诸多社会弊端部分归咎于商业与商人的兴起。
而在我看来明朝的商业与资本主义发展反而是不够的：相比一百年后的尼德兰联省，两百年后的北美十三州，大明商人阶层的政治地位受到的限制是极其严重的。说到底，除非官商勾结，在帝国律法和道德原则上，商人是不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地位的，他们没办法为自己的利益发言，法律的修订更改也不会向着更自由经济的方向变化。而倘若一家富商拼命想要谋取政治权力，除开勾结官僚，他家所能做的，就是送儿子去科举，而科举所耗费的精力时间，是与从商完全不相容的，二者只能选其一，或从商或做官。而联省的商人们根本就不需要科举，他们自己就是身兼地方议员或者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并不断为商业利益开疆拓土扩大贸易，这种自由的氛围下，诞生了第一所证券交易所，和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银行，还有第一个股份制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
江浙的富豪们，正是因为受诸多约束，其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道德社会地位并不完全相符所以才导致了晚明的诸多弊病，如果能开放流动，不再用黄册和户籍等限制民众，经济个要素能充分自由地流动，国家的财富才会增长，不至于如此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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