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有一种魔力，

让走进它的青春少年，甘愿奉献一生。

滚烫的誓言，坚定的信念，

少年们年华青涩逝去，用一辈子成就最漫长的告别。

敦煌的召唤

1927年6月的一个早上，一艘开往法国巴黎的轮船在晨雾中缓缓驶出上海外滩的港口。一群年轻人离开祖国踏上了留学的道路。当时正是清朝灭亡、社会动荡的年代，西方思想涌入中国，艺术界的一批进步青年留学。这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如雷贯耳的中国艺术界泰斗——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常玉、常书鸿，等等。

在艺术之都巴黎，常书鸿如鱼得水，1936年秋季的一天，他如往常一样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流连，一套《敦煌石窟图录》引起了他的注意，敦煌的一切从此开始改变。

这套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中国所拍摄的莫高窟壁画和塑像的照片资料丛书，让常书鸿把艺术目光从西方转到东方，他毅然决然的踏上奔赴敦煌的道路，中间跨越千山万水，历经重重险阻，足足七年，在敦煌他留了一辈子。

常书鸿的目的地是中国西北——敦煌莫高窟，始建于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前秦时期，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历朝历代在这里修造石窟、塑像，鸣沙山山壁上密密麻麻建造了490多个洞窟，最终形成了规模宏大、内容极其丰富的古代艺术画廊。

当这位昔日留法文艺青年身披老羊皮大衣，顶着高原刺骨的寒风，朝拜一般长途跋涉来到莫高窟时，展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片破败不堪：由于长期无人看管，精美的壁画上有各种乱涂乱画，有当地百姓烧火熏黑的痕迹，洞里还有整整10万立方米的沙子。

与此同时，1944年，重庆举办了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展”，展场上展出张大千在莫高窟面壁两年零七个月临摹的精美壁画，名动山城，观者云集。其时，一大批热爱敦煌的美术生他在张大千震撼人心的画作前停留了一天，亢奋了一天。“到敦煌去！”这声音叩击着耳鼓，他们的命运就此改变，敦煌也因此正式进入国人视野。

当时青春年少

那时候的敦煌是艰苦的。没有电，他们仅凭手电进洞测量温湿度；临摹壁画时实在看不清，就用两张白纸做反光板，靠反射进洞的太阳光来照亮；没有热水，他们就用胃温热冰凉的水，常常一画就是一整天。

1945年，怀着“到敦煌画一年就回去”的想法，28岁的段文杰几经曲折来到莫高窟，“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段文杰后来如此描述自己初到敦煌时的情景。他在敦煌一停留就是60余年，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是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数量最多的。

史苇湘被称为“活资料”“活字典”，对敦煌的资料熟知到无以复加。他对五百多座石窟的内容如数家珍,随口即能说出一幅画；对敦煌的历史，大到改朝换代，小到某一平民百姓的生活活动，都能讲得十分详细和具体，他一生中都在调查石窟资料与敦煌史地资料。

繁复精美的壁画和彩塑成为研究所人的精神支柱，生活条件的艰苦没能让他们退缩。上世纪40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刚刚成立，宿舍所有的设施都是土的，土炕、土凳子、土沙发；由于严重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一盆水擦脸、擦身、洗脚，都还舍不得倒掉，派作其他用场；交通工具是牛拉大轱辘车以及常书鸿所长的大红枣马，职工要进城只能靠牛车或徒步……

莫高窟距离敦煌县城20多公里，四周被沙漠戈壁包围，一年到头风沙不断。这里物资条件极度缺乏，最极端的例子，想吃点肉，早上骑驴去城里买好，经过回程在高温的沙漠里四个小时的跋涉，等到家肉都变质有味儿了。

十几二十岁的“旗袍少女”们，她们中有李承仙、李其琼、欧阳琳，坐车颠簸四十多天抵达敦煌。本是精致的南方姑娘，北方粗粝的风沙在她们细腻光滑的脸上留下岁月的痕迹。冬天的莫高窟，零下一二十摄氏度滴水成冰。可是研究院几乎没有取暖设备，靠身体硬扛。莫高窟没有医疗条件，生病也只能靠自己扛。

来到敦煌，似乎没有任何事情能让她们忧虑畏缩。1955年，李其琼生第二个孩子生不下来，等丈夫到敦煌城请来医生、护士时已过去数小时，总算未出大事。而李承仙因怀孕期间长期洞中工作不见阳光，第一个女儿生下来就患软骨病夭折。

无法想象，常书鸿带着这个团队在艰苦岁月里，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才将莫高窟洞窟清理、编号、临摹、研究，给我们呈现出浩瀚的文献资料和第一手珍贵画稿。敦煌给了这群年轻人最初的青春欢乐，也启示了他们生活的意义。

李承仙在采访时曾经说过：“在洞里工作时，我们总是唱歌，你这个洞子里唱，那个洞子里的人听见了，接着和下去……”

此生不悔敦煌人

万庚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敦煌的老一辈专家和画家，初到敦煌工作，万庚育就付出满腔热情。她总是爱给自己找麻烦，除了美术组大量的临摹工作，她还试图记录莫高窟的整体情况。

当时有四百九十二个洞窟，她逐一画下，绘成一幅《莫高窟全景图》。又逐一勘测、记录，整理出一份详实的《石窟档案》，这份用无数细节“砸”出来的珍贵图文资料，画笔间依稀可见她独身一人在幽暗洞窟中观察、书写的背影。后来说起在敦煌工作的岁月，她说一切都是为了“艺术，艺术，艺术。”

1957年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李其琼白天被罚去劳动，晚上偷偷钻进洞窟临摹。她在退休后依然坚持临摹壁画。除老院长段文杰先生之外，她是敦煌临摹作品最多的画家，退休之后仍未放下画笔，一直画到生命的终点。

欧阳琳在敦煌临摹壁画五十年，一生只做一件事，磨成“画匠”。退休后的十三年间，每天还像上班一样，手中不离画笔，几十年如一日的临摹壁画，直到身体状况不允许她继续工作。她的临摹早已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水准，尤其是图案几乎无人超越。

霍熙亮与莫高窟结缘六十年。他不善言辞，却用双脚牢牢抓住敦煌的土地，出现在莫高窟、榆林窟的大量研究成果中。第一个跟随张大千进入莫高窟洞窟的敦煌画家李福，最终改名李复——复原敦煌之美。

他们最终如孙儒僩先生诗中所写：

当年万里苦追求，跋涉赴沙洲。

宕泉坎坷寻梦，石窟任周游。

事未就，鬓已秋，泪难流。清清宕泉河，巍峨的三危山下，已经逝去的老先生们和莫高窟千古相伴。

敦煌有一种魔力，让走进它的青春少年，甘愿奉献一生。滚烫的誓言，坚定的信念，少年们年华青涩逝去，用一辈子成就最漫长的告别。（来源：敦煌研究院官方店）

此生将了，心在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