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一句话：“你刚进来的时候，恨它。时间久了，你就开始依赖它。直到最后，你已经离不开它了。”这句话用来解释人们对商贸和金钱的态度同样适用。

《商贸与文明》是张笑宇博士的力著，这是他的“文明三部曲”的第二部。

在书中，作者展现出了他丰富的世界史功底和极强的文字功底，把这一本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巨著写得妙趣横生。本书绝大部分内容极有见地，读来令人大受启发。

本书的一个重要观察和结论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现代史，是被“要钱”模型而不是被“要命”模型的社会开启的。“要命”模型是把平民当作“兵源”，这个逻辑是从墨家到商鞅一以贯之；“要钱”模型是把平民当作“税源”，可以“花钱买安全”。

商鞅

古代社会的绝对主流，是贫穷、暴力、愚昧和互相伤害。美好的田园时代，男耕女织、温文尔雅的生活，只在极少数文人和士大夫阶级的极少数时光中存在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指出，现代经济总体增长有三个重要特征，首先是人均产值的高速增长，其次是高速增长能够持续较长时间，再次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增长差异很大。

从北宋到明代，即从980年到1620年，人均GDP基本变化不大，但是到了清代，人均GDP出现了以每年0.34%的速度显著下降，到1840年，已经下降到980年的70%左右。中国古代社会长时期处在总经济规模增长，但人均水平几乎没有变化的状态。

假设人均GDP能实现每年0.1%的增长，同时保持“十五税一”的税率，300年后，每户家庭每年就会有1000多斤余粮，这样，世界上就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乱世。

西蒙·库兹涅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俄裔美国经济学家

人们在收益面前厌恶风险，而在损失面前偏好风险。如果一个社会能实现“正增长”，人们就会认为“未来”是有价值的，我们可能会更愿意使用非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人们采取暴力手段的意愿就会大大降低。

当GDP增长为零的时候，社会处于“要命”模型，作者把这种社会称为“零增长社会”。而当GDP增长稳步上升时，社会处于“要钱”模型，作者把这种社会称为“正增长社会”。

在古典时代，零增长社会所覆盖的疆域与人口都十分广阔，而正增长社会仅限于少数的商贸活动发达地区。

“正增长社会”也可能会是一个充满罪恶的社会，只是这种罪恶比起“零增长社会”那种无处不在的暴力伤害要小得多。

零增长社会的剩余产出，不足以养活法官、律师、检察官、警察、法医等庞大的队伍，也供养不起民选代表、媒体、科学家，一句话，供养不起一个能够确保个人权利的现代社会。

正因为供养不起，古代社会必须依靠种种民间规则，才能完成社会的治理。

正增长状态是一个社会的良性循环状态，那么，一个社会如何才能从零增长变成正增长呢？作者给出的答案只有两个字：商贸。

是商贸秩序催生了现代民主，而非现代民主决定了商贸秩序。p156

作者在梳理了人类社会从古代社会走到现代社会的历程后，得出的结论是：现代社会得以诞生的前提是：“有钱”。但是，正增长秩序不是现代社会诞生之后才开始的，三千年前，它就已经存在。

汉尼拔·巴卡，北非古国迦太基著名军事家

作者在书中为我们分析了三千年来中外各种贸易形式和国家政体的关系，提到了迦太基和罗马、威尼斯、汉萨同盟、粟特民族、亦思巴奚军、郑氏家族、西班牙王国、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英格兰王国等、它们曾在历史上某一阶段依靠商贸执正增长社会之牛耳，最终都没落了。

在作者看来，正增长社会的繁荣本质上是由商人缔造的。而“权利”最初是商人买出来的。在城市经济的规模下，商贸城市可以通过国家提供普遍性福利的手段，维护贵族精英的政治地位。而一个成功的大一统帝国，必然也是能够与商人集团合作，接纳商贸秩序的帝国。

同样是共和政体，同样是“三权分立”，迦太基败在了罗马手里。迦太基失败的原因，在于商人贵族和军人集团的撕裂。罗马的强大在于政体中代表君主、贵族和平民的力量，从根本上是互信的。

吕贝克的荷尔斯泰因门上方的”汉萨同盟“格言：对内一致，对外和平

汉萨集团并不是国际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它只支持自己占据主导和特权地位的国际贸易。自从哥伦布和麦哲伦开辟了新的航线，同时随着商业帝国英国的崛起，汉萨同盟衰落了。

英国之所以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商人和国家之间的稳固联盟，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既不是商人的斗争，也不是国王顺应时势，既不是思想家洞悉了时代脉搏，也不是政治家头脑精明。作者告诉我们，英国这一系列革命的基本动力，完全出处“偶然”因素。但是，英国的革命，使得荷兰的商贸力量与苏格兰的的国家力量在“抗击法国”这面大旗下团结在了一起，给了荷兰商人利用苏格兰王国的强大力量捍卫商贸秩序的机会。

18世纪，作为海权国家的英国战胜了所有陆权国家，其原因在于海洋商路比较赚钱，以商人为主导崛起的海权国家，比以军人为主导崛起的陆权国家，在贸易上有更大的优势。

而英国崛起的关键，就在于1620年-1720年的金融革命中建立起的信用体系，包括国家信用。

奥利弗·克伦威尔，英格兰独裁者，在英国内战中击败了保王党，废除英格兰的君主制，并征服苏格兰与爱尔兰

现代世界的兴起是商贸秩序扩展和国家力量扩展两个要素结合的共同产物，核心问题仍然是商人集团和暴力集团如何达成互信。这种互信在“偶然”中最终促成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产业革命之后，技术进步代替了商贸秩序。本书的第六章“产业革命之后”其实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其内容不仅仅是讨论产业革命后的世界秩序这么简单。应该说，在这一章很多地方夹带了作者的私货，当商贸秩序被打破，人类该何去何从。

用保证权力制衡的制度，取得商贸集团的信任，建立围绕“信用”运转的社会，失去“知识炼金术”的无限增长，这也是产业革命的技术进步得以持续的前提。但是，产业革命和技术进步也带来了破坏信用社会与正增长秩序的可能性。

我们阅读书籍，为的是理解与我们思维方式不同的人，而不是为了强化我们本身固有的思维方式。本书最大的价值，也许不在于作者要告诉我们的真理：“金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我们可以通过本书，明白这个世界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式，而另外的解读方式可能更加贴近真相。

用书中的一句话作结：成功者与挑战者，谁都是不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