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今天阅读熊逸老师的第二本作品《王阳明：一切心法（下）》，中国当代思想隐士熊逸的作品,带你我了解真实的王阳明。普通读者罕有知道,王阳明原是一个被翻案的奸佞。《明实录》里的王阳明不但奸邪,还很有几分色厉内荏的丑态,是一个墙头草一般的投机分子。他纵兵屠城,窃夺他人战功,散布异端邪说蛊惑人心,以邪教教主的姿态享受着信徒的阿谀与供奉。
乃至清朝编修《明史》,才算是以新一代的官修正史为王阳明做了正式的翻案。而在王阳明弟子们谦卑写就的私史里,他又仿佛头顶光环的圣徒,有神鬼莫测之能,每每还有灵异的奇遇。
于是我们每个人对王阳明的态度,往往取决于自己对史料的采信方式以及认知误区之有无或多寡。是的,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很耐人寻味的事情。
2、精彩段落：
①登第还是成圣——从王云到王守仁
王氏家族终于有了苦尽甘来的迹象，光宗耀祖的事业肇端于王华，大成于王华之子王守仁，即我们习惯于以号称之的王阳明。
王华在寒微之时娶了门当户对的郑氏夫人，在郑氏去世后又娶继室赵氏、侧室杨氏，共生四子一女：长子王守仁，为郑氏嫡出；次子王守俭、四子王守章为杨氏所出；三子王守文以及那个在史料里未曾留下名字的女儿为赵氏所出。
某天他和小伙伴们在户外嬉戏的时候，引起了一位过路道人的注意，道人感慨道：“好个孩儿，可惜道破。”
如果“天机”一事属实的话，那么本着这个逻辑，既然“云”的秘密已经泄露到天下皆知，连我这个数百年之后的作传者都知之甚详的地步，王守仁一生所遭遇的各种偃蹇坎坷自然都是上天施加的惩罚了。
王守仁不假思索，随口便道：“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虽然从诗艺上看，这首诗逊色于前作，但视角更见奇特，气魄更见雄浑，兼有李白的浪漫潇洒与苏轼的妙悟理趣。而且从诗体上看，第一首是七绝，第二首是七古，七绝需要雕琢音律，七古需要古拙磊落，小诗人就这样在近体与古体间轻松往来，简直有几分炫技的味道。
他问塾师：“什么才是第一等事？”
塾师答道：“当然是读书登第。”
王守仁不满意这个答案，迟疑着说：“登第恐怕算不得第一等事，真正的第一等事应该是读书学圣贤。”
父亲王华听说了这段趣事之后不禁失笑，对儿子打趣道：“你想做圣贤吗？”
这番简短的对话里实在饱含深意，关涉到儒家理想一途与现实一途最本质、最激烈亦最切身的矛盾。哪怕事件本身只是阳明心学的后生门徒们为了神话师尊而编造出来的，但它所蕴含的正是心学学脉中的逻辑原点。
②龙场悟道——从王守仁到王阳明
核心便是流露出一种极尽孤独的使命感，觉得全世界都对自己或为难或冷漠——这是孔子、孟子都曾有过的特殊心态——大道衰微，古风无存，谁来弘扬大道，谁来存续古风，答案自然是孟子那句“舍我其谁”。
1.儒学自从二程、朱熹以后，师友之道不复存在，儒家经典也沦为应试工具。一言以蔽之，儒学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2.复兴儒学以立志为先，有志者事竟成。
3.自己从求学伊始便渴求知音，但志同道合的人寥寥无几。
4.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话来做自我宽慰，用使命感来增强自己应对困难的信心。
5.最后叮嘱三名弟子去北京见湛若水，可见王守仁此时对湛若水的推崇。
强大的使命感是逆境中最有效的兴奋剂。我们不妨检点一下历代知识分子在相似处境下的生存方略：屈原、贾谊是一类，因忠见斥，因才遭忌，在自怨自艾中一发而不可收拾。王守仁在贬谪的路上取道沅、湘，写有一篇《吊屈平赋》，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垒块，但怨气就这样以文辞发泄出来了，人并不曾真的步上屈原、贾谊的后尘。
明代极重驿站建设，一来是便于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二来可以吸纳大量的闲散劳力，免得他们变成四处生事的流民。驿站的建设既然有无远弗届的必要，注定会有一些驿站设置在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到这种地方任职简直形同流放。
龙场驿更属于荒蛮中的极品：论地理环境，处于贵州西北万山从棘之中；论生态环境，有毒蛇环伺，瘴疠漫山；论人文环境，能接触到的除了语言不通的少数民族，就是从中原逃窜过来的亡命之徒。让一个自幼在文明社会里长大的人来这里适应原始生活，实在残忍得令人发指。
龙场驿的建制，只有驿丞一名、马二十三匹、卧具二十三副，但洪武年间的建制到了正德年间也只是徒有虚名罢了，此时的驿站几乎与废墟无异。周边左近虽幸而不是荒无人烟的地方，但寥寥的一些人烟尽过着近乎原始的生活，甚至连房舍都没有。
儒家看待人生，明确区分出何为人事、何为天命。你做不做一个好人，这属于人事，是你自己完全可控的。倘若你偏偏要去为恶，或者懦弱地向邪恶妥协，这怨不得旁人，只怪你自己事理不明、意志不坚。但你做了一辈子好人，也许有福禄寿考、妻荣子贵，也许从来得不到好报，一生经历坎坷偃蹇，这都属于天命，不是你个人可以把控的。做好人并不一定会得到好报，做好人也不应该是为了得到好报，无论境况是好是坏，你都应该做一个好人。换言之，你所能够把控的事情就是尽力去做一个好人，至于你得到的是善报还是恶报，这由不得你，也不是你应该关心的。
君子忧道不忧贫，设若圣人处在此情此境，对一切艰难险阻都会安之若素，只会继续安心向道，心志不会有丝毫动摇。任何一名儒家知识分子都会给出类似的解释，因为儒家经典里清清楚楚地这么写的，但是，当书本上的标准答案所要应对的不是试卷，而是真真实实的险状时，老生常谈的问题忽然有了重新思考的必要。
君子忧道不忧贫，设若圣人处在此情此境，对一切艰难险阻都会安之若素，只会继续安心向道，心志不会有丝毫动摇。任何一名儒家知识分子都会给出类似的解释，因为儒家经典里清清楚楚地这么写的，但是，当书本上的标准答案所要应对的不是试卷，而是真真实实的险状时，老生常谈的问题忽然有了重新思考的必要。
③知行合一 ——从学问到事功
作为一种古代认知，“知行合一”与“意志薄弱”绝不相容。王守仁当然不会赞同禁欲，但如果用他的理论来解释禁欲，只能把失败归因于对禁欲的意义知之不真；他也会赞同戒毒，并且会用同样的理由解释戒毒失败。但是，倘若王守仁对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知识以及对海洛因的效能有了足够“真知”的话，想来应该会有不同的判断吧？
知与行显然是两件事情，孰易孰难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绝不可以一概而论。譬如戒烟、减肥，都属于知易行难；一台复杂的机器出了故障，也许只须拧一颗螺丝就可以解决，但到底要拧哪颗螺丝，只有行家里手才能认准，这就属于知难行易。
当王守仁在文明书院开讲“知行合一”的时候，大弟子徐爱未能与闻，后来从旁人那里晓得了这个命题，却始终无法想通。等到他终于有机会向老师当面请教的时候，凭着和我们一样的常识讲出了心底的疑惑：“如今人人都明白事父当孝、事兄当悌，但很多人偏偏就是不孝不悌，这难道还不说明知与行分别是两件事吗？”
王守仁的解释颇有几分玄妙：“这只是知行被私欲隔断的缘故，不是知行的本体了。从本体上讲，根本不存在知而不行这回事。所谓知而不行，其实只是不知。”
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本意是突显“行”的意义，但是顺着他的理路走下去，反而会走到他的对立面去。倘使我们不去体察他的本心，只是严格按照字面来理解的话，一定会认为他在鼓励人们以知为行、以空想为实践。事实上确实有学者这样批判过他，王夫之就说过他这样分明是“以不行为行”，人伦物理因之而尽废。
在王守仁那里，判断何为知行分离、何为知行合一，最要紧的指标其实是“立志”。只要志向坚定，有百折不挠的决心，那么哪怕一个人只读书、不实践，我们也不该说他知而不行，而是会晓得他现在读书一定是在为将来的实践做充足的准备，所以他现在读书与将来的实践是合二为一的，这就是知行合一。
3、春幸启发：
学习就其最本质的意义而言，并不是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而是使我们能够妥善地“应对”世界。
王守仁却不这样看。他所关注的仅仅是道德，所以他的理由只要能在道德层面上说通几分也就足够了；他生活在价值一元化的时代，他相信儒家经典就是终极真理。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孝悌之道既是终极真理，而且明白易行，审慎、存疑根本无从说起，将孝悌之道不打折扣地付诸实施也就是了，只有做到了孝悌才是真知孝悌。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直接，任何人都可以一言而悟；凡是心存疑虑的人，都是被前人的观点拘束得太久。
王守仁绝不拘泥于文字，只要领会了古人为何将知行分说，那么说“知行合一”也罢，说知行分离也罢，都无所谓，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意思；如果不明白其中的“所以然”，那么就算接受了“知行合一”的说法，也无济于事。
在一个以虚伪求发迹的世界里，王守仁所谓“知行合一”最现实的意义是给天下读书人和做官的人提出了一个极尽天真的问题：被你们口头上奉为圭臬的那些书本知识，你们真的相信吗，真的做到了几分吗？
王守仁极重立志，他有这样一段话，说，求圣人之学却没有取得成效的，大抵都输在立志不坚。天下之人，有立志做木匠的，有立志做皮匠的，有立志做巫医的，最后都做得成，他就从没见过有决定却做不成事的例子。然而木匠、皮匠、巫医遍天下，为什么偏偏求圣人之学而能学成的人数百年间也见不到一两个呢？不是因为圣人难做，只是因为没人立这个志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