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一九八二年三月五日，是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招生考试的前一天。这一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是紧张、忧虑还是过度疲劳？总之，翻来覆去，不能入睡。
我自幼左手残疾，那时常听父母说，将来多供我念几年书以便从事脑力劳动。这在我年幼的心中植入了一种美好的希望。一九七三年，我初中毕业，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兴未艾之时。同班的大多数同学奔赴“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少数几个进入高中“继续教育”，只有我留津待业。睹人观己，我多么想继续上学啊！几次找到学校后，终于明白，我已经不能再上学了。不久，被转入街道，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教育”。
在街道，我最希望的就是尽早结束待业。待业最初几年，街道每次招工名额，除了一部分“走后门”外，余下的便被一些“老知青”瓜分了。七十年代后期，轮到我做“老”知青时，政策变了，招工对象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这样，我这既无“门路”，又无高中文凭的“老弱病残”更是希望渺茫了。
一九七七年，教育界一声春雷：全国恢复高考！这对于广大有志青年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雨”啊。它也使处于逆境的我精神为之一振。当时便在街道报名参加高考。一周后，街“知青办”通知，说我是残疾人不能参加高考。希望，又一次落空。
一九八二年初春的一天，我从津城文庙内的古籍书店买书出来，看到东门里中学（我的母校）校门前围着一群人。不知是好奇，还是出于对母校的一种依恋，我挤了进去。原来校门旁贴着一张电视大学的招生通知。通知象有一种磁力，一下子吸引住我。看着、看着我的心不禁怦然一动，当即便去电大南开工作站报名。站里的一位姓孙的老师拿出一张表让我填写。我填毕交给他。孙老师看着眉头微微皱起：“你是待业青年？”“是”，我不自然地回答。“我们这次招生主要是对在职人员的培训……我是说你能自费吗？”孙老师的连续发问，让我感到心慌：“嗯，可以吧”。“那好，我到里面问一下，你的情况比较特殊。”说着他推门出去。我木然地站在那里，一种破灭感袭上心头。不大工夫孙老师微笑着走进门来。他说：“如果你能考上电大要上三年，你能坚持下来吗？”“能！”我肯定地回答。“好！我们对你破一次例。”他上前拍了我一下肩头：“预祝你考试取得成功！”我顿时心头一热，激动地说：“谢谢……谢谢老师！”回到家里，我将报考电大的事告诉家人。他们听到后不以为然地说，“上电大有什么用，又是自费，国家也不给分配工作。”哥哥也冷言冷语：“我说老二，你要明白，人家上大学是花公家的钱，自己拿文凭。进，则往上爬；退，可保官位。你没哪个造化，凑合在街道‘五七’组跟老大娘们混碗粥喝就不错了……”
这一晚，我心潮翻滚，思绪万千。耳边总有一种声音在召唤：“儿呀，赌口气，不要叫别人瞧不起你！”是呀，这是母亲的召唤！
而后我顺利地考取了天津电视大学，并以优异成绩取得毕业证书。一九八七年二月，在恢复高考十周年，经考核，我被天津北辰区教育局正式录用为中学教师。从此，我这个曾经被视为“残疾”的人在经过了十四年的“待业”之后，开始了光荣的“教书育人”工作。
07.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