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过30年，村里那些认识的大爷大娘都陆续去世了，周围的人你也不认识了，你还回去吗？

再过30年，我们那个村儿估计早就不存在了吧。

我说的是我出生的那个村子，最末次的回去，早又过去了30年，叫我自己回，恐怕连路都不认识了。

童年的记忆里，那真是个山清水秀的村子，村庄名字里有个“洼”，却坐落在一座山梁上。村子上面一部分，下面一部分，中间隔了一里地，再上面就是个解放军的微波站，再下面呢？就是很多梯田，下到沟里，就是两眼汩汩流出的山泉。

这山泉水不停地流，挨近村子这股，下面是个石砌的大井，另一股呢？流出来成了浅水潭，而后变作溪流，一路欢畅着流进树林，不知道流向了哪里。石砌的大井，是村里人的饮用水，另一股呢？用作饮牲口，洗衣服，灌溉等。

大井水源有限，注定村子里养活不了多少人。清晨人们开始挑水，到傍晚也就剩了一半，第二天呢，又是满满的，也奇怪，满了却不溢不流。水是冬暖夏凉的，有股甜味。

童年于我是极快乐的。村子虽然小，我们却属于绝对的大姓，上村也好，下村也好，几乎上就是同一姓，一家人。我的叔叔、姑姑众多，可能小时候也招人喜爱吧，七岁以前，我哪顿饭在谁家吃、晚上在谁家睡都不确定，这个背着，那个抱着，仿佛成了“香饽饽”。

那个时候，父亲在远方工作，一年才能见一次，刚熟识个差不多，他又该走了。再次见到，又成了陌生人。

出于对我的照顾，大约每年都有五六个月是在我姥姥家度过的，那个村子也不算大，全村几乎又都是一大家族，那边又是舅舅、姨姨众多，同样受欢迎。因为，当母亲的一个人也确实照顾不过来三个孩子，我又是老大。

老家那个村子，土地不算多，却很肥，村子四周庄稼地，溪边是各家的菜畦，盎然生机；沟底又是各种树，春天满沟花，秋来果香浓。桃、杏、梨、苹果、山楂、桑葚、李子、葡萄、核桃、枣子……真没少吃！

忘不了烟囱的炊烟，忘不了水潭的薄雾，忘不了那帮叔叔、姑姑们，忘不了我家那大院子，那能够盖住半个院子的葡萄架。

最不能忘记的是1976年秋季的某一天，我和母亲正在家里院子里，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姑姑匆匆忙忙跑进来：婶婶，婶婶，快！听广播！拽开广播的开关，传开了哀乐的声音，毛泽东主席逝世了。

晚上早早吃了饭，几百号人挤在山顶上解放军微波站的小礼堂里，看那木头壳的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那多人胸前都戴着白花。

后来呢，便举家搬迁到父亲工作的城市。原以为会很安定，想不到搬家的日子刚刚开始，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我们家每隔三两年就得搬动一次，最后稳定下来，父亲的职位也到了最高时，三十年又过去了。

从大人们的口中，我零零星星知道了好多家事。在这个明清时期就鼎盛的省份、大院居多的地方，我们也是从一个颇负盛名的大院分支出来的，而后又分了出来。

最近的两支又是由于争水源，分成了上村和下村。

至于父亲的远走他乡，主要有爷爷的原因。日本人侵略时期扫荡我们村，几十号人来不及逃走，便钻在了村底沟旁的老煤窑坑道里，有人告密，日本人点着麦草，用扇车把人都出来……

爷爷被污蔑成告密者，老人家死得冤枉，跳的就是大井！他实在担不起害死村里人的大罪。

数九寒天，人们发现时，他已经直挺挺成了一根棍。

原因是什么？家族虽大，本家人吵吵嚷嚷，新仇旧怨，耿直的爷爷成了捕风捉影的牺牲品。文革时期，家族内讧，有人又翻出爷爷的老账，同族里头，同情者寡，观望者众，剩下就是仇视的一帮，父亲的前途又受到很大冲击，一个品学兼优的人，求学的要求又只能一降再降！分配工作时，一赌气远离了故乡。

可怜的奶奶也早早去世了，我真无缘见到他们二老。

年龄越大，故乡的山山水水，在我的印象当中，又成了日渐朦胧的铅灰色。

父亲老了。

看人看事儿的方式也在改变，尤其近些年，和老家人的联系多了起来。故乡那村子，听说除了几户老弱病残，都搬走了，孩子读书的，工作调动的，挖了煤发了财的，最差的也搬到了县城里。

所以，回能回得去，它还在吗？我家的老屋，二十年前就破败倒塌了，一个本家大爷卖了那些木料砖瓦，给父亲钱，父亲淡淡一笑：这多年你照顾辛苦，就拿着吧，那钱我不要了。

人生就是一眨眼，几十年，搬来搬去，到处有熟人，到处不很熟。好多人失去了联系方式。

闹笑话的是，读初一时寒假回舅舅家，在老家县城的公交车上，我领着妹妹，为了一个座位，和一个不说理的人吵得面红耳赤。那时候的我，当然是得理不让人的。不巧的是，下车后，我们走哪里，那人跟哪里，我两个怕他找事儿，一溜烟跑到舅舅家。

就在我刚坐到舅舅家沙发上时候，妹妹从厕所里跑回来了：大哥！不好了，那人跟来了！

原来，他也是我的一个舅舅。好多年不见，彼此都不认识了。

作者阿尚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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