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向往这样的场景：说书人身着长衫，最好再有一把折扇在手，身边摆一盏清茶一卷书；听书人则各执笔墨，寂寂不语。逢会意处必抚掌大笑，满堂欢喜；逢纠结处则蹙眉凝神，细思前后。一把长椅，两列听众，也是热闹，也是安静。

久而久之，这样的向往就变成了羡慕。既羡慕那些听众，能遇到值得静下心去倾听的声音；更羡慕那些说书人，在这么聒噪的环境中，还能用如此单纯的方式，觅得这些听众。说是缘分，一点儿也不为过。

当然，我也很清楚，“说书”很吃功夫，能成说书人的都是本事人。说起它的历史，大概可以上溯到千年以前的宋朝，勾栏瓦肆之内，市井百姓之中，最爱的就是这个。不过，那会儿不叫说书，叫“讲史”。也难怪，作为全世界最具历史感的民族，我们早年间的艺术一向脱胎于此。千年以降，说书的形式、内容均有不少变化，从地域上来说，北方大体上以刘兰芳、单田芳为代表的评书为主；南方说书，则要首推苏州评弹。可话又说回来，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变来变去，依然是一个说书人，一群听书人。简直爱死这样的形式。

只是，原来的听众，听书不只为娱乐。

人类对未知世界总是有着好奇心与求知欲的，这也是整个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倒退一千年的时候，百姓的好奇心倒很是强烈，可是无奈教育资源很匮乏，一个村子也找不出几本书，即使有书，也找不出几个冬烘先生。而在这种环境中，也就推动了两种现象的产生：一来是对老人的格外尊重。何谓“格外尊重”呢？也就是把老人集体性的当作权威，如红楼梦里面的老祖宗，“大宅门”里面的白老太爷等等，都是家里的一言堂式人物。这绝不仅仅是尊敬长辈那么简单，而是在知识匮乏的大环境中，自然而然形成的经验至上、老人至上；

而这第二个现象，就是走街串巷的说书人大受欢迎。在当时普通人的眼中，说书人都是见多识广的人物，打陌生的地方来，往遥远的地方去，只是到此中途留步，顺便分享一下别处的见闻。则他的口中所言，就不只是故事，更像是原本的事实。比如在我小的时候，爷爷张口便是一段“温酒斩华雄”“血战金沙滩”，早已经模糊了故事与史实的界限，这便是老人家对那段历史的真实理解。因此，古时每逢说书人至，必是全村男女、呼朋引伴的来听，生怕错过这个了解未知、增长见识的机会。

普通百姓听不得太复杂的故事，说书人因势利导，也只把故事往清晰、对立的方向讲，所以造成了很多固有的人物形象。诸如“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等等顺口溜，一听便是说书人加老百姓的创造。从这个角度来说，说书人对传统民间文化的贡献，差不多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时至今日，我们基本不会依赖说书人来了解这个世界，增长我们的见识，而一般意义上的说书人，也已经承担不了这样的任务。不过，有一种美好就叫作，“形式没变而内容革新”，或者，具体到说书这项活动而言，真正的美好是因为“内容革新而形式没变”。想想都觉得幸福。

我很早之前就想写说书人，可是苦于这种“内容革新而形式没变”的想法缺少实例，故而不敢动笔。直到最近因缘巧合读到木心先生的《文学回忆录》，才知道早在二十多年前，在大洋的彼岸，就已经有这样的风雅实例存在。先生娓娓道来，整个文学史都像是自家的过去，数不清的艺术大师都像是故交挚友，而座下的听众，均像虔诚的学徒一样，静心倾听，默默记录。一番论罢，两相欢喜，着实令人羡慕。

遗憾的是，这样的实例太少。眼下文学意义上的“说书”，要么囿于说书人的知识所限，要么苦于听书人的功力不足，总也达不到那种浑然天成的效果。至于曲艺领域的“说书”，则与几乎所有传统技艺一样，面临着大家凋零、后继乏力，以及最主要、最致命的观众流失问题。

写这样的活动，写着写着总会不免流于忧伤。可忧伤本身就隐含着期待，不是么？

“风雪夜，听我说书者五六人，阴雨，七八人，风和日丽，十人，我读，众人听，都高兴，别无他想。”

毕竟是这么美的场景，真的完全丢掉，怪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