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祖祖辈辈安居在冀北平原，一个承载四百多人口的小农村里。
儿时家中尚且富裕。院子里常有一大群羊，挤在南墙底下，白花花的一片。记忆中母亲每日一早就带着我，赶着羊群，到附近的山沟牧羊。
日落时分，羊吃饱了肚子，母亲便挥着长鞭，吆喝着羊群朝家的方向赶去。
那时的我有五六岁，每日跟着母亲，在羊群里出出进进，不时被哪只不懂事的羊羔绊倒，摔趴在地上。尽管跌跌撞撞，几十只羊却从未丢过一只。
每日迎着夕阳回家，落日的余晖把影子拉得很长。儿时的夕阳总是大得离谱，像一口大锅，倾斜在西方天际，光线柔和，也不灼人。我总是出神地盯着它看很久，似乎那里藏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除了羊，院子里还有顶着红鸡冠的公鸡。依恋主人的大白狗。用后腿踢人，使我不敢出门的黑毛驴。
一棵粗壮的柳树，栽在南墙脚下，两人都合抱不过来。夏日炎炎，街坊邻居常在树荫下挥动着蒲扇乘凉。
院子里到处都是充满朝气的生命。
2.
父母结婚的时候，祖父添置了最好的金黄色实木家具。家里干净利落，窗明几净。两间窑洞，一间充满人间烟火，另一间供人出入。
年幼的我并未意识到，那时候竟是这个家庭此生最辉煌的时期。
在我七八岁时，祖父去世。失去长辈的帮衬，家里开始出现衰退的景象。
父亲开始搁置田地，吆喝一群狐朋狗友，整日沉浸在酒乡之中，一瓶二锅头加一碟花生米就算做了交待，对家庭不闻不问。
父亲先是丢弃了旱地，认为再怎么出力，地里也长不出好庄稼。可我分明看见别人家的禾苗都长势茂盛。只剩了几亩水田，父亲并未认真打理，长出来的苗总是矮人家的一头。
田里收成不好，一到冬天家里就会断粮。没有粮食可吃，父亲就得和亲戚们借粮，来年收获了粮食再还。
父亲嗜酒如命，贫困并不能阻止他喝酒。为解酒水之馋，随便抓起一只公鸡，卖掉暂时满足一回他的酒食之需。
拉上几个酒肉朋友，坐在炕上，一坐就是一下午。碰巧赶上我写作业，看见白纸本上歪歪扭扭的字朝下滑去。他们会取笑，嘿嗳，字都歪到你姥姥家喽。
有一天一早起来，竟没看见大白狗。后来终于在废弃的羊圈找着。它四肢并拢，躺在一堆杂草上，身体软绵绵的，一动不动。
我想大概睡着了，便不再理它，跑了出去。等到日头升到老高，还没有起来的意思，我才确定大白狗已经死了。
院子周围不严实，经常有人跳进来偷东西。可我当时并没觉得难过，只是觉得院子里冷清了许多。
大白狗不像大黑驴那样经常欺负我。有时候割草回来，父亲还会把我放到它的后背，一颠一颠地驮着我回来。后来大概也是被父亲卖了的，院子里不见了他的踪影。
羊也在一只一只地减少，后来只剩下六七只。再后来，一只也没了。
鸡，驴子，羊，狗，都不见了踪影。少了鸡鸣狗吠的声音，院子里只剩了父亲母亲还有我三个人，每天孤零零地进进出出。或者还有那些长在周围，高过我头顶的荒草。
每天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饿了再回来吃饭。没有人理会我。他们各自干各自的事情。父亲酗酒。母亲为了阻止他用打砸家具来发泄。
摔盆子砸碗，敲玻璃，拆窗户，床单被罩被撕成碎片。记忆里碗筷被砸了一茬又一茬，家中总是处于缺锅少碗的境地。
母亲脾气上来的时候，如猛虎下山，谁也拦挡不住。她一边打砸家什，一边大声吼叫，愤怒痛苦的表情在脸部扭曲着，仿佛一头发怒了的狮子。
眼看家就被打散了，父亲还没回来的意思，母亲便跑到街上咆哮。她的声音很，整个村子都能听见，正在喝酒的父亲听见了便很无奈的回家。
很多时候，母亲都会把父亲惹怒，回来就挨一顿臭揍。先前发疯了的母亲立刻安静下来，咆哮变成了低声埋怨，声音像蚊子一般，一直持续到半夜。
自我出生母亲便是这样的，所以我并不认为她有问题。直到我上学要写贫困证明的时候，介绍家庭时，指导老师说母亲是先天性痴呆，再以后又有人说母亲是智障。
我总是独自一人坐在炕头上，看着母亲发泄愤怒，再看着她挨揍。见惯了此等情景的我觉得一切都再正常不过。
父亲心情好的时候很少。他常央求我和他打闹，我不情愿，他会说，你看看别人家都欢天喜地的，再看看咱们家，我再不逗着你笑笑，咱们家就一点笑声都没有了。
说出这样的话，父亲一定是非常绝望的了。这一切缘于他娶了母亲。面对充满绝望的家庭，选择了继续沉沦，带着儿女一起。他无视这些生命的生存权，丢弃了自己该担当的责任。
3.
家里被砸光了，基本生活成了问题。吃饭没有筷子就折几根树枝代替。屋子里没有玻璃，一到冬天，一家人冻得瑟瑟发抖，父亲便用塑料纸代替玻璃，用来遮挡外面的瑟瑟寒风。到了夏天，糊满塑料纸的窗户又密不透风，闷热的如同火炉。
4.
一天天，一年年。父母脸上的皱纹日渐增长，背越来越驼，脾气却并未削减。我成家后，也时常传来二人大闹干戈的消息。我想他俩上辈子一定结了深仇大恨，不然这一世也不会互相折磨将近四十年。
直到有一天，年近六旬的父母终于分道扬镳。
先时住的窑洞，一到下雨天，雨点渗透，偶尔还会掉几块土下来。姨妈担心母亲，为她置了一处新的窑洞。刚开始父亲和母亲住在一起，却也各处一室。母亲的战火燃久了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某一个夜晚再次爆发，正值姨母探亲，战火扩大，父亲毅然背上行囊离开了家。
父亲搬到了废弃的村委会，全部家产就是地铺上那一卷熏黑的，扔到大街上也无人捡的被褥。这是父亲一辈子的见证。自此彻底和母亲分道扬镳，结束了长达四十年的吵嚷。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放过彼此，毕竟人生留世，时日无多。
分家后的父亲仍旧不劳作，不干活。田里的庄稼继续荒废着。每月领着低保过活，村里唯一的小卖部时常见到父亲就着猪头肉酗酒的身影。
一到秋忙时节，村里能干了活的劳壮力，不分男女，都会离家前往几百里以外的坝上地区掰玉米挣钱，我问父亲，那些比你年纪大的都出去挣钱，你怎么不去。
父亲脑袋低着，左右扭动一下，唉，谁能给捏干了那个。
那你天天干啥了？坐的，没的干。
平日走在路上，父亲总是低着头，从未见他昂首挺胸过，头部的背面和脖子几乎呈水平线。
村里有两三房兄弟姐妹，平时并不和父亲来往。即使少有的几次见面，父亲也只有挨骂的份，姊妹们恨他不争气。挨骂惯了的父亲，也惧怕见到这些姐妹们。
年幼的时候，还有一些狐朋好友和父亲结伴，到如今，这些人都已死去。其中一个被翻斗车碾死在土堆里，没有成过家，无妻无后，便用赔偿的钱给他办了一个体面的葬礼。另一个嗜酒成性，倒在了酒瓶之下，成了名副其实的酒鬼。
成家立业后，我再次回到旧院，只看见四周的围墙塌了，房屋倒了。窗台土化，露出黑黢黢的洞口。只剩下一棵杏树，在东墙下，开得正当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