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大约是村子里最贫寒的人家了。父亲是远近少有的“文化人”，书读到全县唯一的一所高中，上初中时就吃了“国家粮”，因为我爷爷做过国民党保长，还有父亲的两个叔叔去了台湾，父亲回乡后没能入党提干，耕种乡里一辈子。一直到现在，我74岁的老父亲表里还透着读书人的气质和涵养，话不多却从没有一句废话。
安徽沿江有个自古闻名的木材集散古镇---刘渡。 80年代初，我们村一些头脑活泛点的壮年村民开始做起“拉板车”“放排”生意，从祁门县和休宁县买下或新或旧的木头，为避过木材检查站收费，夜间用板车从崎岖的山路拉到山间溪水，用铁丝或绳子将木头绑起来，扎成木排，人站在木排上，从激流溪水中沿水而下，艰难地把木材运输到刘渡镇卖掉。个中艰辛可想而知，稍有不慎就有生命危险。小时候，父亲一出门最少一个礼拜，我们小小年纪都知道，父亲扛一根沙木杠回家就意味着这趟生意赚钱了。可是时运不济，非常努力的父亲，亏多赢少，家里欠债多了起来。偏偏在那个年月，家里的耕牛又死了两个，我记忆中，有一年家里耕牛死了，父母很伤心的哭了。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吃饭时，大人愁苦唉叹，不知道何年月才能还清欠债。每到过年，父亲是最难挨的，要债的纷沓而至，家里拿不出钱来还债，也没有钱过年。有一年腊月二十二，家里日子紧，让我捉几只鸡去铜陵菜市场卖。我坐三轮车，换机船过江，一路走到铜陵市菜市场，夜宿大通铺，第二天回家，如此折腾，回来也没有剩下多少钱。
灾年时，我们家大约有一两个月青黄不接，没有粮食吃，母亲拿着瓢挨家借米度日，那时候最好借的是村里的“五保户”，一个干瘦而善良的老头，正因为如此，我自小对“五保户”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我在镇中读高中时，一周的伙食费是两块钱，母亲给我准备好满满两罐头瓶装的咸菜，通常从周一吃到周四，胃里总是酸咸菜味道，周五周六则在食堂每顿买一毛钱的蔬菜吃。高一的时候，上体育课从单杠上摔下昏迷，老师连连说这孩子营业不良。有时候家中拿不出两块钱来让我带去学校，母亲就去借。农家的孩子是不乱花钱的，我那时都是周日下午挑着米，步行十几里路返校，舍不得花五毛钱坐三轮车到镇上。
后来去江对岸的铜陵读高三补习班，路程更远了，为了省下路费，我一个月回家一次。挑一担米步行十多公里到江边，花五毛钱坐机船过江。从码头到学校的公交车是两毛钱，我每次犹豫再三舍不得坐，咬牙坚持步行几公里。
贫寒的岁月使我长大后不敢轻易举债。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后，房价开始慢慢涨起来，我那点微薄的工资是买不起的，同事们纷纷贷款买了房，而我一直没有举债买房。很多人笑我眼光短浅，他们岂知贫寒子弟经历了怎样的欠债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