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冬天，真是冷啊。没有高楼大厦，没有前遮后档，房前屋后，方圆几十里，连两层的楼房都没有，河边的家，矮矮的三间瓦房，屋前是堤，屋后是河，狂风呼啸，吹得没有了一片树叶的大树猎猎着作响，我在想：必有一天会劝着爸爸把屋旁的树全砍了，就再没得风了！

我全身裹得像个球，肉呼呼的小手上满是冻疱，在清晨的霜风里，硬得像块石头，不能碰，一碰就钻心地疼。厚棉鞋里的小脚，也只能像三寸金莲般缓缓地向前挪——脚的两边，也密密地全是冻疱。三姨提着木桶大步跨进门，桶里装着才在河里清洗的衣服，桶上横着棒捶，在冰冷的河水里泡得通红的手冒着丝丝热气，她把桶立在地上，从堂屋里扛出竹篙，挂在门前两头的勾子上，利落地拿条湿布巾从头擦到尾，再把竹篙取一头下来扛上肩膀，把衣服一件件穿在竹篙上晾撑；最后把袜子一只只挂在灶屋门口的树叉上。看着我笨拙痛苦地样子，嘴巴里数落着：真是小姐命，啥都不做还满手冻疱！么儿跟我去洗衣裳，看它还冻不冻！

圆巴子一手提着渊（音）子，一手拿着蚌壳捡鸡屎来了。渊子，就是安了两根布带子可以拎着的篾簸箕，蚌壳顶部钻了个洞，洞里穿上根布条，将一根手臂长的木棍在洞口用布条固定，就成了一个鸡屎“戳子”。圆巴子左手将渊子放到一团鸡屎前面，右手将“戳子”灵巧地轻轻一刮，就把鸡屎刮到渊子里了。我抢过他的工具，也去刮，却半天刮不进去一团。有时候捡的孩子多了，还会争起来，手快的一早晨可以捡一满渊子，回去后在大人赞赏的目光里，早饭时可以多分一筷子炒鸡蛋。

妈妈下早自习回来了。先抬出四条长板凳，再将帘夹（竹子编制，类似于席子，席子是竹片编制，帘夹是竹条编制）搬出来，铺平在板凳上，再跟嗲嗲一起，把前几天刮的苕皮子摊开到帘夹上晒。苕皮子是将红薯蒸熟，掺上糯米粉捣成糊状，用铲子均匀地刮到一面洗干净的床单上，洒上几粒芝麻，经过几天的晾晒，成了一整块硬壳，就可以从床单上撕下来，再用剪刀剪成菱形晒干后，可以烤，最常见的吃法是炸，脆脆甜甜，乡村版薯片，味道丝毫不逊于可比克，过年时才会敞开肚皮让我们吃。

隔壁周小梅家里今天杀年猪。杀猪佬穿着连体皮衣裤，扛着比大人还长的“腰盆”立在她家的道场里。四五个壮汉从猪栏里揪出喂了一年的肥猪，不下两、三百斤了。肥猪拼命挣扎，发出渗人的嘶叫声，终是被壮汉们摁在了足有半米宽的板凳绑上。杀猪佬找准猪的脖子，手起刀落捅了进去，肥猪的嘶叫嘎然而止，血从刀口冒着热气，霍霍地流入放了盐水的木盆里，最后只剩下一团血沫子。壮汉们抬起咽气的猪，浸到装满开水的“腰盆”里，杀猪佬拿起扁平地刮毛刀，熟练地在开水里给猪褪毛。不过片刻，不管黑猪白猪，都成了一大坨白花花的肉。褪完毛的猪脖子被高高挂在一个粗粗的铁勾上，开始被开肠破肚。刷地一刀从脖子划到尾巴，肠肚哗地流了出来，接了满满一木盆；摘猪肝、猪心、猪肺，割下厚厚的板油，再摘出猪肾，猪尿泡（膀胱）被男孩子们抢疯了，抢到的立即放到草木灰里简单去腥，再马上用嘴像吹气球一样吹成一个厚厚的，牢固的球，便成了他们可以玩好几天的“足球”，女孩子们是没得份的。这边，猪已经被分成一刀刀，大人们论膘头厚不厚，斤两比去年如何。周小梅的妈妈割下一大块还冒着热气的肉，喜滋滋地去做“杀猪菜”，她爸爸把猪肉摊在地上，等它们冷了好腌制腊肉——一层一层地码在大缸里，码一层洒一层盐，腌制一星期后再挂出来晒，最后高高地挂到堂屋的屋梁上，可以吃到第二年夏天！

妈妈和嗲嗲已经晒完苕皮子了，帘夹上另一头又晒上了腌好的腊肉，婆婆做的豆豉、酱萝卜，还有玉兰片胚子，只到再也没有空余的地方。四姨、小姨叫，吃饭了！今天的菜有腊肉炖萝卜。我顾不上手疼，太矮够不上桌子，在脚下搭了个小板凳，埋进锅里翻瘦肉，不免跟妹妹争抢，终于没抢赢高壮地她，只能拈了几筷子肥肉不甘心地吃了。早饭吃完，冬日的阳光越发温暖，冻僵的手脚变得柔软灵巧起来，我们背着书包，嬉闹着，叫笑着，快活地奔向2里外的学校。下午回来，肯定有一大碗肉炒火腿，周小梅的妈妈刚才已经拿了一大块肉送到我家；方萍的侄女今天要回来，又多了个玩伴；最快活的是，明天就放寒假了，可以睡到自然醒；最最快活的是，过不了几天就要过年了，在大城市上班的二姨会带上好多乡下没有的好吃的，好玩的回家！

这是童年无数喧嚣的早晨中的一个，在我的记忆中是那么清晰，那种快活至今存留在我心中，每每想起，心灵十分的美和静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