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煤矿工作两年后，我调回了家乡，被分配到后塬山区一个比较偏远的乡镇工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乡村仍囿于贫瘠与闭塞。“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 这句俗语，正是那时生活最直白的写照。后塬乡镇还未通柏油路，摩托车还很稀罕，程控电话还未普及，不仅价格昂贵，寻常人家更是用不起、也装不起。唯有集体经济较好的村，才配有广播和大喇叭。信息传递，全凭乡村干部徒步奔波，或是村民间口耳相传。山高路远，警力难及，村民多以养狗看家护院。教育资源严重匮乏，镇上中学连续多年无一人考入县重点高中。全镇十三个村还未实现全部通电——梨树村才刚通上电，麻地村还在点煤油灯。
乡镇干部，又叫“包村干部”，除本职工作外，还都要包村联户。具体来讲，就是机关干部下沉到村组，协助村“两委”开展工作。其核心职责，便是指导基层党建、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及服务民生。该制度旨在密切干群关系，确保上级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 。
记得第一次下乡，我和同事们背着鼓囊囊的帆布包，迈出镇政府的大门，便一头扎进了大山的褶皱里。山间清风裹着草木的清冽气息扑面而来，林间鸟鸣清脆婉转，像大自然的私语，一路伴我们穿行。起初几里路，大家脚步轻快，一路有说有笑，满心都是初见山野的新鲜与满腔热忱。后来走着走着，体力渐渐不支，脚步愈发沉重，呼吸也变得粗重急促，汗水顺着额头不断滑落。蜿蜒的山路盘旋曲折，仿佛永远没有尽头。走得实在疲累，顺路叩开一户农家，进门讨杯水喝，稍作歇息，再继续赶路。有时为了赶时间，我们不得不手脚并用，去抄那些只有放牛人才会踩出来的险峻小道，两旁的荆棘像伸出的利爪，无情地钩扯着裤角和衣袖。但当我们终于翻过最后一道山梁，看见山坳里那片错落的屋舍时，所有的疲惫仿佛都被山风吹散了几分。
村里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我下乡常住西洼组的陈主任家，他特意把西屋腾出来，支起了一张木板床，铺上新被褥。床边摆上一张桌椅，桌上放一盏台灯——这方寸天地，就成了我在村里的落脚点和办公地。陈主任的爱人干净利落，做得一手好茶饭。屋里屋外总是被她收拾得清清爽爽、亮亮堂堂，让人一进门就觉着舒坦、安心。村干部们文化程度不算高，却最懂人情世故。村里的大事小情，哪家有困难，哪户有矛盾，他们心里都揣着一本明白账。他们不只是我工作上的好帮手，更成了我在村里最信赖的良师益友。
乡镇干部的工作，从来都是千头万绪、事无巨细。当年“收粮派款、刮宫引产”，桩桩件件都是绕不开、躲不过的硬任务。领导常勉励我们，要练就“铜头、铁嘴、飞毛腿”的过硬本领 —— 铜头能碰硬，铁嘴会说理，飞毛腿跑遍千家万户。那些岁月，诚然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纵使身处穷山恶水、交通闭塞之地，条件艰苦，机关大灶的伙食常年不离洋芋、萝卜、白菜 “老三样”，一碗热气腾腾的连锅面，便是餐桌上雷打不动的常态。
缴公粮，是当年农村每年的头等大事。公粮，全称公购粮，是农业税与征购粮的合称。夏收一过，金黄的麦子刚进仓，我们便要下乡入户，动员群众缴公粮。这差事看着简单，做起来却满是艰辛：有的农户庄稼欠收，实在拿不出余粮；有的农户满心委屈，自家最好的麦子，被粮站压级压价，排上三五天队也未必能交上。遇上这些情形，我们只能耐着性子，一遍遍地宣讲政策，一趟趟跑粮站协调沟通。毕竟，古往今来，农人种地纳粮本是天经地义，皇粮国税，从来都是不容推诿的铁律。
派款工作则更为棘手。当时实行财政包干，县乡财政分灶吃饭，乡镇财政十分紧张，干部和教师的工资都时常难以足额发放，村里修路、建校、架电等民生项目，只能向村民筹集资金。可一提到交钱，许多村民便面露难色，认为负担过重，抵触情绪很大。我们只能带着账本，挨家挨户上门宣传，把每一笔账算得明明白白：这些钱是用来修通出山路，让孩子们能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的。在田埂上，在打麦场里，我们和村民围坐一处。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一笔笔算清长远的收益账，用实打实的真诚，慢慢消融他们心里的顾虑，最终换来了理解与支持。
最难啃的骨头，莫过于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农村“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超生户与我们玩起了“躲猫猫”。这项工作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顾及乡情，被责骂、吃闭门羹是家常便饭。各乡镇组成的“突击队”或“小分队”，名号硬气，干的却是最磨人的营生。一旦进门，往往鸡飞狗跳，只为催促手术或缴纳罚款。张艺谋因超生三胎被罚款七百多万元的事人尽皆知，普通农户更是无处遁形。然而，对于刚刚解决温饱的农户而言，动辄数千上万元的罚款，无异于天文数字。当现金无从筹措，在“坚持计划生育国策100年不动摇”的高压形势下，扒房牵牛、搬空家具、拉走粮食以物抵债，便成了无奈之下的最后手段。
那段岁月，困难如一座座大山，横在眼前，压在心头。催粮时遭遇的不解，摊款时迎来的冷语，计生工作中数不清的阻力，一次次让我心生沮丧，甚至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这般日复一日的奔波、早出晚归的操劳，究竟意义何在？然而，正是这风雨如晦的摔打，将我这个初出茅庐、未经世事的“生铁”，一点点淬炼成了能扛事、能担当的“精钢”。在与村民朝夕相处的烟火日子里，我逐渐褪去了书生气与傲气，学会了俯身向下换位思考。我终于懂得，基层工作从不是靠嗓门大、道理硬，而是靠心贴心的真诚沟通。最根本的，是要揣着一颗坦荡无私的公心。
工作能力都是在基层的实践里慢慢打磨出来的。起初面对村民的质疑，我只会脸红耳赤地捧着政策文件照本宣科，话都说不连贯；久而久之，见的人多了、处理的事杂了，才渐渐学会从容应对各类矛盾，精准找到破解问题的关键。
至今记得一次闹笑话的经历，那是我刚到乡镇工作不久，也是我学会“说人话、办人事”的转折点。那天，我刚走到村口，就被一群在村口纳凉的妇女围住了。“为啥生娃非要有《准生证》？”有人扯开嗓门问。我想当然就答：“生娃就得办《准生证》，这就是计划生育！让你今年生就今年生，就不能拖到明年后年。”我说完她们哄然大笑，搞得我莫名其妙，一脸茫然。回到镇上，老同志也笑了：“婆娘生娃这事，你这个瓜娃不懂。”
比起闹笑话，收农业税尾欠款的经历，更让我真切理解到工作方式方法的重要。那年初冬，我独自一人来到夹道清收农业税欠款。那时我年轻没经验，加之组长双根又怕得罪人，我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群众要么说正在筹钱，要么干脆闭门不见，在村里住了十来天，却一毛钱都没收到。同事们陆续完成任务返回镇上了，只有我还在继续走家串户“磨洋工”。领导托人捎话叫回去，我梗着脖子不肯走——我丢不起那份人。支书老李从西洼赶过来，一进门先把组长双根狠批了一顿，转过身拍着我的肩膀说：“娃，心太软不行，钱都是逼出来的。这税是国家的，该交的总得交。”我闷着头不吭声。老李站起身：“跟我走，找牛根有这个钉子户。”在他们的“掩护”下，我斗胆牵走了牛根有家的牛，拴在了组长双根家门口。不到半晌工夫，村民们纷纷赶来交款，我完成了两千元的税收任务。
山行不止，岁月不息。在乡镇基层深耕二十余载，这份沉淀着泥土气息的岁月里，我见证了乡村的变迁，也亲历了基层工作的百般滋味。那些流过的汗、受过的伤、吃过的苦，都已成为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与村干部彻夜长谈的夜晚，在山路奔波的清晨，和村民促膝交谈的时光，如同一颗颗温润的珍珠，串联起我滚烫而难忘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