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煤矿工作两年后，我调回了家乡，被分配到后塬山区一个比较偏远的乡镇工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乡村仍囿于贫瘠与闭塞。“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 这句俗语，生动描绘了当时的真实景象。乡村土路坑洼不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只有乡政府和邮电所有部老式摇把子电话，唯有集体经济稍好的村子，才配有广播大喇叭。信息传递，全凭乡村干部徒步奔波，或是村民间口耳相传。山高路远，警力难及，村民多以养狗看家护院。梨树村刚通上电网，麻地村还在点煤油灯。教育资源严重匮乏，孩子们大多初中毕业就辍学回家务农了。
乡镇干部除了本职工作，还都要包村，因此也被叫成 “包村干部”。我包的村，是全镇最偏远的村落之一。记得第一次下乡，机关会散后，我便和同事们背着塞满资料的帆布包，踏上了下乡的路。起初几公里，脚下步子轻快，山间清风裹着草木的清冽气息扑面而来，林间鸟鸣清脆婉转，像大自然的私语，一路伴我们穿行。可没走多久，体力便渐渐跟不上了。山路蜿蜒曲折，仿佛没有尽头，呼吸越来越粗重，汗水顺着额头滚落。有时为了赶时间，我们不得不手脚并用，去抄那些只有放牛人才会踩出来的险峻小道。两旁的荆棘像伸出的利爪，无情地钩扯着裤腿和衣袖。但当我们终于翻过最后一道山梁，看见山坳里那片错落的屋舍时，所有的疲惫仿佛都被山风吹散了几分。
村里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村干部的家便是我们的办公室。我常年住在陈主任家，他特意将西厢房腾给我住。知道我是前塬来的孩子，睡不惯土炕，便让人打了一张木板床，铺上厚厚的崭新被褥，还贴心地装了电褥子。床边放着一张旧书桌和一盏台灯，成了我夜里写材料的小天地。陈主任的爱人是个干净利落的农家妇女，做的饭菜喷香，屋里也收拾得亮堂整洁。这些村干部虽文化程度不高，却对村里的事了如指掌，哪家有困难、哪家有矛盾，都烂熟于心，他们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村民。
乡镇干部的工作，从来都是千头万绪。“收粮派款、刮宫引产”，几乎是日常绕不开的核心任务。领导常勉励我们，要练就 “铜头、铁嘴、飞毛腿” 的过硬本领。那些岁月，诚然激情燃烧；纵使身处穷山恶水之地，交通闭塞难行，大灶伙食也常年是洋芋、萝卜、白菜的 “老三样”，一碗热气腾腾的连锅面，更是餐桌上雷打不动的常态。
交公粮是每年的头等大事。公粮全称为公购粮，也就是农业税和征购粮。夏收后，金黄的麦子刚入仓，我们就要下乡动员群众收缴公粮。这活儿看着简单，做起来却满是艰辛：有的农户收成不好，家里揭不开锅，根本拿不出余粮；有的农户满脸愤懑，家里最好的麦子，被粮站压级压价不说，还三五天都交不上。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只能耐着性子，一遍遍地宣讲政策，一趟趟跑粮站协调沟通。毕竟，古往今来，农人种地纳粮本是天经地义，皇粮国税，从来都是不容推诿的铁律。
派款工作则更为棘手。当时乡镇实行财政包干制，财政紧张到连干部和教师的工资都难以保障，村里修路、建校、架电等民生项目，只能向村民筹集资金。可一提到交钱，许多村民便面露难色，认为负担过重，抵触情绪很大。我们只能带着账本，挨家挨户上门宣传，把每一笔账算得明明白白：这些钱是用来修通出山路，让孩子们能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的。在田埂上，在打麦场里，我们和村民围坐一处。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一笔笔算清长远的收益账，用实打实的真诚，慢慢消融他们心里的顾虑，最终换来了理解与支持。
最难的，还要数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工作。农村“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不少家庭为了求子偷偷超生，和我们上演“躲猫猫”。我们的职责就是逐户宣传政策，引导群众转变观念，对超生家庭按规定处理。这项工作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顾及情面，被责骂、被锁在门外是常有的事。那会儿，各乡镇都拉起了计生工作队，有的叫 “突击队”，有的叫 “小分队”，名号听着硬气，干的却是最磨人的营生。工作队一进超生户的门，几乎总要闹得鸡飞狗跳，目的就是催促育龄妇女做节育手术、缴纳超生罚款。张艺谋因超生三胎被罚款七百多万元的事人尽皆知，连大明星都要依规缴纳，普通农户更躲不过。可农户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实在缴不上的，就只能赶猪牵羊、搬粮运物，用家里的家禽家畜、锅碗瓢盆抵缴。
那段岁月，困难如座座大山横亘眼前。催粮时的不解、摊款时的冷语、计生工作的阻力，一次次让我沮丧，甚至自我怀疑：日复一日的奔波，究竟有何意义？可正是这些磨砺，将我这初出茅庐的“铁”，淬炼成了能担当重任的“钢”。在与村民无数次的打交道中，我学会了换位思考，不再居高临下地指手画脚，而是俯身倾听他们的难处，化解他们的心结。我渐渐明白，基层工作靠的不是嗓门大，而是心贴心的沟通，最主要的是要有一颗公心。
工作能力都是在基层的实践里慢慢打磨出来的。起初面对村民的质疑，我只会脸红耳赤地捧着政策文件照本宣科，话都说不连贯；久而久之，见的人多了、处理的事杂了，才渐渐学会从容应对各类矛盾，精准找到破解问题的关键。
至今记得一次闹笑话的经历。那天我刚走到村口，被村口纳凉的一群妇女围住了。“为啥生娃非要有《准生证》？”有人扯开嗓门问。我想当然就答：“生娃就得办《准生证》，这就是计划生育！让你今年生，就不能拖到明年后年。”我解释完她们哄然大笑，搞得我莫名其妙，一脸茫然。回去后请教单位老同志：生娃这事，你这个瓜娃不懂。
比起闹笑话，收农业税尾欠款的经历，更让我真切尝到了基层工作的难。记得那是初冬，我独自来到夹道清收农业税欠款。那时我年轻没经验，加之组长双根又怕得罪人，我在村里住了整整十天，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群众要么说正在筹钱，要么干脆闭门不见，一毛钱都没收到。同事们完成任务陆续返回镇上，只有我在继续走家串户“磨洋工”。我们组长托人捎话叫回去，我梗着脖子不肯走——我丢不起那份人。老支书从西洼赶过来，一进门先把双根狠批了一顿，转过身拍着我的肩膀说：“娃，心太软不行，钱都是逼出来的。这税是国家的，该交的总得交。”我闷着头不吭声。老李站起身：“跟我走，找牛根有这个钉子户。”在他们的“掩护”下，我斗胆牵走了牛根有家的牛，拴在了组长双根家门口。夜幕降临后，村民们果然纷纷赶来交款，不到半晌工夫，就完成了两千元的税收任务。
杨绛先生曾言：“人这一生，好不好都得自己走，累不累都得自己承受。”在乡镇基层深耕二十余载，这份沉淀着泥土气息的岁月里，我见证了乡村的变迁，也亲历了基层工作的百般滋味。那些流过的汗、受过的伤、吃过的苦，都已成为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与村干部彻夜长谈的夜晚，在山路奔波的清晨，和村民促膝交谈的时光，如同一颗颗温润的珍珠，串联起我滚烫而难忘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