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国庆前夕的一个夜晚，我正在办公室里修改课件备教案，忽然感觉头昏昏沉沉的晕得难受，以为是低血糖，心想：“明明吃了晚饭的，还吃的挺多，怎么回事？是办公室里太闷了吗？”起身出去走走，凉爽的夜风并没能助我清醒，走了几步，只觉胸闷恶心，四肢无力，眩晕的感觉像渐渐汹涌的海浪越发明显。

这不对劲。我当机立断摸着旁边的玻璃墙，挪回了仅仅离开两三米的办公室。回到位子上坐下缓缓，身边留下加班的同事说说笑笑的，我独坐苦熬，没人发现我的异常。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情况无有好转。我的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毛病？我不清楚，只知道自己十分难受，可明明之前还好好的呀！“我不舒服。能帮帮我吗？”我很想要出声求助，却没能张开口，可不知为什么——求助他人、暴露自己的脆弱、不堪，在我的潜意识里，是件危险、麻烦、别扭、很不好意思的事。

世上没有感同身受这回事。此时说出来，旁人或许只会觉得奇怪吧：“不就是头晕吗？至于这么难受吗？平时看着那么有活力活活泼泼的啊？好好的怎么会这样呢？”

“左右就是头晕，再坚持坚持，实在不行再求助。”我这样想着，尝试着又再次站了起来，想要确认自己还ok。

然后，眼前一黑，我“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我才明白，在人生里，越是想要保证自己ok,越是容易被ko。

同事们惊呼着围了过来，扶我起来，叫我名字。我明明听得见，却发不出一丝声音，整个身体冰凉无力，动也动不了，活像软塌塌的薯条，双眼紧闭，唯有一两行淌下的眼泪，才能勉强证明我是个活物。

幸亏同事们都是有经验的大姐姐，着急慌乱间很快镇定下来，打电话联系我亲戚后，立刻就背着我往楼下跑，上车后直奔医院，我昏昏沉沉躺在后座椅上，随行而来的表弟才上小学三年级，体壮如牛，体重逼我，沙包大的拳头，笨拙地模仿大人用手不住拍我的后背想让我好过些，只可惜力道还是有点大，我被他锤得难受，想要制止，说不得话又推不开手。于是，伴着飞驰的车，有力的拍，头晕的我终于忍不住来了个半道的吐，以至达到医院后急诊科的人第一时间打开车门看见我，便问道：“她这是喝酒了吗？”

不多时，抱着七嘴八舌的问答，我被七手八脚的抬进了急诊科，父母揣着七上八下的心赶至医院，听见他们的声音，委屈同安心齐飞，眼泪同哼唧并至，加之许是吐过，意识清醒了些，嘟嘟囔囔着回答了几个问题后，抽血、扎针、插氧气、急诊转送病房、吃药睡倒一条龙，中途隐隐听见爸爸催妈妈回去：“这里有我。你回去，我来照顾。”

一觉醒来，果然只见爸爸在。外面阴沉沉的，我的脑袋也仍旧晕沉沉的，万幸的是开口说话时要有劲些了，恶心想吐的感觉也减轻些了。可是病因仍未探明，在回复领导的慰问电话时我便提出了请假，那时还在心里暗自庆幸，反正快到国庆了，最多也就耽搁两三天，不会影响孩子们的学习进度，也不会麻烦同事太久。挂断电话，我拜托爸爸扶着我到室内的卫生间，这又是值得庆幸的事了，进去后我一个人，拖着面条似的身子顺利地完成了上厕所，没要人扶！嘿！我心下直夸自己好样的，还生出了去水龙头那洗把冷水脸的豪情，可挪到洗漱台那，一对上镜子，就看见张死气沉沉的脸——晦暗到都有些发黑的脸色，没点血气的嘴唇，无神的眼睛，大大的黑眼圈，蓬头垢面，瘦不拉几身子地在宽大的病号服里缩成一团，整个人瞧着又丑又差。

我的心就像飞在天上被崩了一枪的鸟，“唰”地一下自由落体，沉沉地坠下去了。

我回到床上，爸爸替我把监视仪器的线插上，氧气管插上，杂七杂八的线在我身上堆成一团，我想起了路边插着针管子输液袋的树，镜子里那张明晃晃的虚弱死气脸同一记闷棍打得我身心发懵——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还是我吗？这还是孩子们眼里的“小仙女老师”吗？同事也说我活泼的呀？怎么回事？

以前明媚活力的我怎么就忽然一下子变得这么虚弱这么糟糕？

可我似乎又还好。

后面一堆医生护士过来瞧我，我还能开玩笑，说自己腿脚能动，意识清楚，说话没有颠三倒四流口水，肯定不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无数检查流水一般地做了，脑子没有长瘤，心脏也没出毛病，血液正常，血压正常······真正的病因是什么？暂时无解，我也没有想象中的彷徨害怕，我还有心力安慰一堆关心问候我的家人，嘻嘻哈哈地说肯定不会是死人的病，我肯定会很快就出院的。我还有胃口吃得下热腾腾的鲜汤米粉、小鸡蘑菇面，还有老爸买的放满了折耳根的烤苕皮；我没有放任自己邋里邋遢，照旧洗脸、护肤、刷牙，哈哈，还争取回家洗了个澡；在每天觉得稍微清醒好过的时候依旧远程处理着班上事务，批改假期作业，发布学校通知，以及雷打不动地背单词。

可我又觉得无比煎熬痛苦——我总在想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个鬼样？

被安排一层层转进一堆脑科病人住的大病房时，我还在想；被来来回回推着去做颅脑扫描心脏血管检查一堆CT时，我还在想；被药物作用沉沉睡去时，我依然在想。

为什么？

是教学吗？一堆要批改的练习册、试卷、生字本、听写本、作文、语文书，要手抄的教案，要制作或修改的PPT，要抓的差生，要提高的班级平均分，要准备的公开课，展示课······？是教学之外吗？升旗活动每个老师轮流开展趣味讲堂，排练运动会，准备跳蚤市场，音乐节、阅读节，催学生家长接种疫苗，建设文明城市宣传，配合其他部门问卷调查，布置教室走廊、保证文化墙更新更换，打包编号健康码、行程码，校服的购买、登记、发放、联络换尺码，打饭，守午休，班级卫生每周大扫除，永远要催家长完成的安全平台，开家长会，开班主任讨论会，开教学研讨会，开每周例会，开大会······？是复杂微妙的人际？老师和家长，家长和家长，家长和学生，学生和学生，老师和领导，自身和同事······？还是我的心魔？怕被批评，怕被落下，怕让人失望，怕惹上麻烦，怕失去工作······？

各种群里，消息像趵突泉里的水泡，时不时咕噜咕噜弹出一串又一串，无数老师仍在正常运转，至少看上去仍在运转，有的甚至得运转得还不错。我一时得不出具体的答案，就像医生一时找不到我真正的病因。

我开始无法控制地厌恶起了自己——明明入行时，得到了好些前辈的肯定，家里人也好，我的老师也好，都说我适合做这个，可为什么我却搞砸了呢？是我太脆弱、太没用、太笨了吗？

天一直没有晴，有几天突然降温刮大风，窗外高大的不知名的树被吹得轻轻摇晃，黄绿相间的树叶子在风里剧烈地抖。六天后，妈妈接替爸爸带来了厚衣服，医生也终于找到了最大的可能的病因——神经性耳聋。

“应该就是这个了，之前你不是说过你的耳朵感觉真空嗡嗡作响吗？”医生指着听力报告上右耳听力的折线图，“你的眩晕、恶心，应该都是它造成的。”我说：“但是我右耳还听得见啊？”医生说：“是的。还不算太严重。”我问道：“我的听力还会恢复吗？”

医生：“可以的，你要放宽心。”随后在注射营养神经的药物和吃药的基础上，推荐我做了高压氧。找到准确病因后开始治疗，效果立现，几天后，因为疫情，医院因为送来了一批感染新冠的人，考虑到病情已经大概稳定，病房里人又有点多睡不好，我请妈妈带我先行出院回家休养，离开前我问医生：“我后面还能回去上班吗？”医生犹豫了下说：“不太建议，你的耳朵现在不能再受刺激了。”

我想，我得离开了。回去后和家人们商量了一下，得到他们的支持，我发送了离职短信，却不知为何总有些不死心，好像这样离开就败给谁一样。再回到医院结账拿报告，我又问了这个问题，医生还是建议我休息一阵，并说道：“别把自己搞那么狠。你就是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住院后一直努力如常的我忽然在这句话前溃不成军，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下来，我好像终于意识到问题在哪了。

办公室里教龄最低的老师都有三年，零经验的我一入职便带班教书，什么都不懂，头两个月每天回去都哭鼻子想要放弃，第二天打起精神照旧活力满满地上班，我很坚强，我没想过要逃避。

我带的班总在吊车尾徘徊，可我和年纪最高平均分的分差完全在合理范围内，作为零经验的新手能做到这样还可以啊？我也知道教学上经验不是一时半会能追上的，稳扎稳打才是正道，果然，经过努力，第二学期班上不及格的孩子全部及格，平均分也提高了，是的，我很踏实，虽然我走得慢，但我每一步都在向前，

我曾经很好地处理了家长之间的矛盾，我也曾得到过好些家长的认可和感谢，在我提出离职后不止一位家长都希望我能继续回去带班。我喜欢上课，和孩子们互动让我开心满足，孩子们也都认可我的课生动活泼······是的，我做得还挺好的。

无数的细节都在佐证我的努力和进步，证明我有着自己擅长的事情。可在教育机器功利主义的绞杀下，我已经看不到自己做得好的地方了，我只能看到自己做的差劲的地方。我失去了自己的节奏，我永远都在追逐别人的标准，而标准永远变化，我永远无法让别人满意。我忘了这一点，于是外界朝我挥刀，我没有抵挡，我甚至比外界下手还要狠——这太荒谬了，有的话我都无法对别人说出口，可却能对自己给出最苛刻的评价；我能发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并给予赞美，可对待自己，我竟不能多一丝柔情。

我泪流满面地坐着电梯下楼，在和妈妈汇合前擦干了泪，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欺负自己这个事实后，我终于不再折腾了。

除了中途回去办理了交接手续，整整半年，我都呆在家里，早起早睡，好好吃饭，偶尔锻炼，看书、学外语······用心地好好照顾自己。时间流逝，我有时还是会想起孩子们，想起他们可爱的笑脸，俏皮的话语，还有我们一起度过的有趣时光，可想到自己患上带状疱疹时因为无知强撑着到了假期才去看病的时候，想到当时上级总说我做得还不够好的时候，想到自己越来越只关注成绩忍不住对孩子疾言厉色的时候，想到做一堆繁杂无关本职的任务心力交瘁的时候，想到在被别人问“为什么不找家长帮忙打扫卫生”、“为什么不让家长买教室绿植”、“为什么不把一些事交给家长做？”困惑和抵触的时候，想到被举报、批评和找麻烦的同事，想到三五个在孩子的学习和习惯养成上懈怠配合，甚至某个口口声声说都指望我多费心，却毫不关心孩子的大人·····我告诉自己，也许离开不是坏事。

毕竟成为老师，除了身边人和自己觉得合适外，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疫情的冲击，进入并憧憬“围城”的强烈渴望，可经此一事，我已经没有当初入职后想要好好做的决心。而在城内呆久了，再度出发的勇气只会越来越小，作为一个女孩，除了做老师外还能做什么？我想去找找别的答案。

第二年五月，疫情解封，我取下了防噪耳机，拒绝了家人留在家乡试操旧业的建议，将手机里和孩子在一起时拍摄的视频照片全部都转移到空间里，默默告别，“遇见你们，我也幸福过”，随后去往他乡重新开始。

我想我是幸运的，我没有在出门透气时走到危险的地方，我没有在大家离开后或者独自一人回家时才晕倒，可爱的同事们把我及时送到了医院，我没有严重的二次受伤，虽然倒下了，可我的病不属于绝症，不属于可怕的无底洞，倒下后有孩子为我做健康贺卡，有孩子想方设法给我打电话，有父母亲人在我身边给予了陪伴支持，不管日后会不会复发，如今的我能跑能跳能码字，能继续看我喜欢的书，能像以前一样正常生活，这就已经值得我感恩了。

最后在新城市，我成功获得了一份新工作。打扫出租屋的时候，金灿灿的阳光照进阳台，栏杆的的影子投射在墙像一道牢笼，我忽发奇想，伸出剪刀手做出一个“剪断”的手势，默默地对自己说：“撬开这个笼子，飞吧！”

“这次我不仅要好好地爱别人，也要好好地爱你。”

“不管日后发生什么，我都会坚定地跟你站在一起。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