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朱古墓位于南宫市北胡办事处小关村西北，为南宫十景之一。《南宫县志》（康熙版）对此作了专门记载“侯塚在紫微山，或曰丹朱墓”。现在仍有土丘囤积，高约12米，广3000平方米，封土完好。由于丹朱是传说中尧的儿子，所以丹朱墓便有了重要的文化价值，因此被定为南宫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尧是古代的圣帝，因此，关于尧、丹朱的传说可谓汗牛充栋。《史记·五帝本记·帝尧记》索隐引皇甫谧云“尧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丹朱尽管身居“太子”之位，但却不思修齐治平，而是“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尚书·益稷》）这个成天喜欢游荡，傲狠暴虐，无所不为，不分昼夜地作恶，没有水也要陆地行舟，常和一些坏朋友在家干淫佚放纵勾当的丹朱自然难当大任。在帝位的传承问题上，以天下为己任的尧，不因私废公，因此将帝权禅让于舜。《史记·五帝本记》作了如下记载：“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受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舜帮助尧协理天下二十八年，直至尧去世，三年之丧完毕，舜为了要尧的儿子丹朱继承天下，自己便逃避到南河（今山东濮县）的南边去，但是“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孟子·万章章句上》）由于人心所向，舜最后顺从天意践行了天子之职。以此附会之说儒家便将“二帝”奉若神明，尊为圣王。
以上仅是传说，史实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依现在所考证的历史进程来看，尧也许没有那么圣明，丹朱也许没有那么不肖。尧舜时代当为母系氏族社会，在这个时代，一切的制度都建筑在传统的习惯之上，没有国王、贵族、总督、知事或审判官，没有军队、宪兵及警察，也没有监狱和诉讼。一切争端和异议都由氏族评议会共同解决，一个部落酋长的产生更应如此。而由舜代尧，由禹承舜，绝非尧、舜自己能决定了的事情，因此也就没有贤圣傲虐之别了。再者古人讲尧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皆不肖，而尧、舜以公天下之心，不传子而传贤恐怕也非史实。据历史学家考证，尧所处的时代正是史前野蛮时代，是地道的母系社会，家庭形式不过是“对偶家庭”，即“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一个主夫。”（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试想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母亲，谁又能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呢？要知其详，只有DNA才行。即使真正找到了父亲，男子由于受族外婚（即男性不得在族内成婚，必须嫁到外族结婚）的限制，也无法子承父业，因此未得传位，决非两子肖与不肖之故。第三传贤不传子的禅让制是由当时的物质基础决定的。不是靠“德”与“贤”来约束的。当时“尧无百尺之廊，舜无植锥之地”，“禹无十人之众”，大家耕种共同的土地，耕而食，织而衣，但“无私织私耕，共寒其寒，共饥其饥”（《淮南子·汜论训》）作为部落酋长，其权力不过一部族的首长资格，效劳的成分多，享福的成份少，没有后来一个“子孙累世絜驾”的县令得到的实惠多。因此，实行禅让并不稀奇。让出“帝”位，不过是辞“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与品格有何相关？所以韩非子才发出了“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的感叹（《韩非子·五蠹》）。
至于丹朱是否卒葬于南宫，确实有待考证，对此北京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先生曾有质疑。但尧舜部落曾在南宫一带生活过，则是得到历史确证的。至于此丘台是古代陵墓还是宫殿遗址，若是陵墓所葬之人是否丹朱，而丹朱是否尧之子，只有待发掘后，由史学家而定了。
张范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