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小八路——我的亲身经历

刘国梁/文

一、原来是“铁道游击队”

        “七七”事变之后，兵荒马乱，我才12岁，多年失去父亲刘贵福的消息，我母亲朱秀春思来想去，决定往延安去封信。当时也知道延安那地方不同一般；但别无办法，闯闯运气吧。母托人偷偷地写了一封信，还把我写的大楷装了进去，信封后面注明：“如有知其下落者，请代为转告。”因为小孩子不大容易被人注意，叫我把信送到邮局，嘱咐贴上邮票，放进邮筒。

       功夫不负苦心人，1941年夏末，果然接到了父刘贵福从“太行分店”寄来的信，我母又惊又喜，开始秘密筹划起程的事。她知道，万一传扬出去，“私通八路”那可不得了。可是，她决心冲出困境，闯出一条生路。

        路费是个大问题，东挪西借，总共凑了三块“准备银行”的伪票，其中一块还是吕家干妈给的。母和姥姥、三姨商量着起程的日期。　临行才告诉我，这次出门是去找爸爸。嘱咐我在路上要看大人的眼色行事，不准乱说话。

        夏末的一天中午，母把父刘贵福的亲笔信缝在内衣里，告别了姥姥和三姨，在大门口上了“洋车”① 。三姨的同学袁钧同行到兖州，在那里帮助我们母子上了南行的火车。

①指乘客坐在后面，车夫架着两根车杆在前面拉着的人力车。旧时称“洋车”。

       火车不停地喘着粗气，拼尽全力地往前奔驰。颠簸的车厢里挤满了各样的人，有的闷头瞌睡。母亲也在想着自己的事情：如何下车、转车、路费、联系、检查……一系列具体而没底儿的问题。

       天渐渐黑下来，火车快到徐州了。可是不知为什么，火车竟然缓慢地停下来。我们母子就在第一节车厢，只见有几个日本鬼子提着枪往后跑，车上的人们也慌了神。有人悄悄地议论，“怕是八路军要炸火车了！”。正在惊恐之际，火车又渐渐开动起来。

        又有人说，“八路军看见是客车，没动手。八路军真是爱护老百姓。”之后想起来，那可能就是当年的“铁道游击队”吧。

二、黄崖洞保卫战的炮声

       1941年11月的一天，敌情紧急。工校领导决定将老弱病残人员集中转移到黎城县西头村南边的四方山上。其中是工校副校长刘致中及其夫人赵黛娥、4岁的儿子小狗子；军工部吴处长一家三口和朱秀春母子。为方便转移，给他们配备了一匹马及马夫和警卫员。

        早晨从西头村学校出发，一行10余人跋涉数小时，下午走上山崖上的一条山路。这条路的左侧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右侧是山石陡坡，路面的宽度只有一个人能够通过。正行进间，不料前边的下山小路更加崎岖陡峭，马匹不能通过。此时马站在行人中间，无法回头。人们被隔在马的前后，互相不能顾及。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刘副校长和夫人却为行动方案争论不休。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怎么办？还是马夫下了决心，牵马回头！

       人们分别在马的前后散开。马夫冒险爬上陡坡，紧紧牵着马缰，极其细心地使马的两只后蹄站在山路上，两只前蹄缓慢地挪上山坡，小心翼翼地回转马身。石光路滑，马的铁掌在石头上也打滑。突然，马的一只后蹄蹬空，险些落下山崖，人们惊出一身冷汗。幸好马夫小心翼翼，沉着应对，终于稳住了惊马，使它又重新站稳，化险为夷，总算调转了马头。

       一行人走近四方山的时候，天色已经大黑。山路依然上下难行。吴处长的夫人是位小脚老太太，走在下坡的沙坡路上，十分艰难。她女儿一把没有扶好，老太太滑下陡坡一米多！大家拉上来看看，还好，没有摔伤，只是把裤子划破了一个大口子。这天晚上，就在半道上找了一家农户，勉强歇息一宿。

       第二天，站在四方山的山头上，看见山下西南远处的西井镇，已经被日本鬼子烧着的民房，狼烟四起，多处冒着缕缕黑烟！

      从西北方向的黄崖洞传来激烈的炮声。一场殊死的“黄崖洞保卫战”正在紧张进行。

三、黄崖洞前急行军

         1942年，日寇对太行区敌后抗日根据地频繁地进行“扫荡”。 八路军总部和军工部的许多兵工厂是敌人的心腹后患，始终是敌人进攻的主要目标。黄崖洞保卫战刚结束不到3个月，日军又集中兵力进行“驻晋日军总进攻”。 也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一年。

        那是1942年2月初，我刚到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太行工业学校学习不久，人们正准备过春节。一天半夜里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军号声。工校的教职员工们迅速打起背包，跑步到村口的大庙前集合。命令10分钟吃完饭，然后紧急出发。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往那里走？命令从队伍前边传下来，“不准说话！” “往后传，不准抽烟！”黑暗中只有脚下发出的沙沙声。有的人打起了瞌睡，跌一个跟头再继续前进。

        刚走到槐树坪的河滩里，忽然一架敌机飞临头顶。前边山势太高，飞机到了上空才听到嗡嗡的响声。厉瑞康教导员立即命令：“卧倒！” 还有人想换个位置，厉教导员举起手枪又喊，“卧倒！”话音刚落，敌机一个俯冲，紧跟着一阵机枪扫射，从头顶上飞过去，河滩里的石头上溅起一串白烟。飞机飞远了，幸好队伍里没有一个伤亡。

        远远看到前边的悬崖绝壁，同志们寻找着往年依然留在山崖上的弹痕。这里就是1941年11月，抗战史上驰名中外的“黄崖洞保卫战”战场的南大门，人称“瓮圪廊”。对峙的悬崖中间是“一天线”，弯弯曲曲就像走在“摩天楼”之间的胡同里，望不到顶。中间一条小河，顺着瀑布流下来，战时去掉吊桥，就是“一人挡关，万人莫入”的险要阵地。日军在这里付出的沉重代价，震惊了东京。   

        再沿着小路向里走，就是开阔的河谷，周边山峰林立，还能见到当年残存的工事。队伍里议论着，“水窑一所兵工厂就在左边的山沟里，厂房已被日本鬼子烧毁。”“前边这悬崖上的黄崖洞，就是兵工厂存放器材的地方。”

        长时间的急行军，双腿好像吊着铅锤似的沉重酸痛，两眼直盯着前边同志的脚步和脚下的石头。就怕绊倒，掉了队，耽误时间，增加同志们的负担。只觉得山高路险，根本没有心思欣赏风景。前边的板山那峭崖绝壁，齐刷刷地直插云端，令人望而生畏。

      队伍走向黄崖洞西北边，海拔1800多米的

      左会大山摩天岭，山势更陡更险。为加快急行军的速度，队伍没走那道闯沟的十八盘小道，抄近道循直爬上陡峭的山坡，陡度大的几乎站不住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滚落下去！为安全计，只能抓着灌木、藤条往上攀缘。

      同志们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互相搀扶，走走停停，眼看我就要掉队了，有位女同志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抓住马尾巴往上走。那马也累得直喘，一蹿一歇地往上冲。起初我不敢抓，怕被马踢着，其实那马也累得顾不上踢了，就大着胆子紧紧抓住马尾巴，被马连拖带拉地好不容易爬到了摩天岭的山顶。

      站在这太行之颠，蓦然感到轻松、舒畅。同志们兴奋得东张西望，在夕阳照耀下，遥望东方，犹如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无边无际，远处的座座山峰浮在云涛之上，如海中的小岛和战舰，苍苍茫茫，气势恢弘！

      环视身下青松掩映的黄崖洞，四周山头中的明碉暗堡，对当年英雄们的崇敬情感，油然而生。

      啊！左会大山，摩天岭，巍巍太行雄峰，她那浑然屹立东方的雄姿，不正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吗。同志们的歌声从胸中自然地流淌出来：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

太阳已经西斜，队伍稍事休息，又匆匆往西下山，好奇的是这边已是武乡县，山坡宽阔平缓，顺着一条小路急忙走向山下的左会村。

四、永记的恩情

         一九四二年二月初，当时我还在太行工业学校学习。正准备过春节,日军又开始了新的残酷“扫荡”。一天急行军路过黄崖洞，到了武乡县左会村，刚吃过晚饭，就有人喊我去校部，校部在一个老乡家里。来到校部，小屋里已点上半明半暗的油灯，里面挤了好几个人，气氛严肃，我刚一进屋，李主任就宣布：“当前敌情紧急，决定由宋贵珍带领你们五个体弱有病的小同志，到显王村他家隐蔽，现在就行动。”

         我有些不理解，正想开口，厉教导员马上说：“不用说了，现在出发！”

         我们五个小八路紧跟宋贵珍，沿着河沟的小径静悄悄地前进，生怕遇到敌人。

         天刚亮就到了显王村一个农家小院，开门的正是宋贵珍的老爸，宋贵珍对他父亲、哥哥介绍了我们。他家里人都已转移到村外，只剩下父子俩在收拾东西。

         宋大爷马上交待：“你们赶紧换衣裳，剃成老乡的光头。你们是外地口音，遇见敌人千万别说话。”

         宋大哥赶忙给我们剃头，也顾不得什么好看不好看了，不一会儿都打扮成了农民的样子。连忙跟着宋贵珍出了村。

         太阳已经升起，刚走到村边，一架敌机就盘旋过来，几个人赶忙卧倒，等飞机过去再往前跑。飞机一个俯冲，哒哒哒……一阵机枪扫射，我赶紧趴下，等我再起来跑时，到了一个沙坡路前，我冲了几次都被滑了下来。这时宋贵珍跑过来，拉上我上了陡坡，两人又往前跑，转过一个土崖，进了一个小窑洞。窑洞的地面上只有一些谷草,宋贵珍掀开草堆，才发现下边的洞口，洞口里边有个弯曲的过道，俩人爬了进去，再往里是个大洞，里面点着油灯，宋贵珍的母亲、嫂子、姐姐、爱人和小侄子都在里面，不一会，宋大爷父子也进来了，这晚我们就在这洞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就听见外边的大炮，轰轰隆隆地响个不停。白天不敢做饭，怕冒烟暴露了目标。洞里人太多，这样下去，生活也不方便，一旦暴露都不安全，宋大爷和宋贵珍商量再转移。这天夜里，宋大爷领着我们五个小八路，爬出洞口，沿着山间小道转弯抹角地下了山，又爬上一个山腰，钻进一个土洞里。

          这个土洞里面还有一个暗洞，土洞侧面还有“猫耳洞”，只能蹲一个人，暗洞的洞口是用石头封闭着的，推开石头，进入暗洞中只能听见说话声，什么也看不见。里面十分低矮直不起身来，只能躺着、坐着，和瞎子一样，这个洞也是宋大爷平时用汗水挖出来的。

          从离队已经四天没有吃喝了。随身带的玉茭面炒面，吃到嘴里如同沙子一样，咽不下去，我听见身旁的郭清俭喝水，我忙问“哪来的水？”

           “哪来的水？尿，喝不喝？”郭清俭说。

           我说“不喝！”只有喝自己的，其实一样臊得难以下咽。

           大概是第六天，听见山下有人喊“鬼子走了！鬼子走了！”我们正准备下山，沟里又有人边跑边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五个人赶忙再钻进洞里，重新垒上暗洞洞口的石头。

        这时从暗洞洞口的石头缝里看见有人影晃动，又听见洞顶传来“刺拉、刺拉……”连续打磨刺刀的响声，断定鬼子就在洞顶上。

       渐渐石头缝的光线暗下来，天色已黑，外边没了动静，可能是日本鬼子走了。突然，暗洞洞口的石头哗拉一声被推倒了，紧接着冲进一个人来，都以为是鬼子。正要与鬼子作最后的拼搏，却听见“贵珍！”的喊声，定神一听，宋贵珍和宋大爷说起话来。宋大爷提着一罐子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刚才的事情。原来第一次“鬼子走了！”的喊声是汉奸诱人所为，宋大爷信以为真，就提上一罐子水出来。不料正好碰上鬼子，他额头上被鬼子捅了一刺刀，带着满面鲜血转身撒腿就跑。为了不让别人再上当，他就边跑边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鬼子想“抓活的”，紧追不舍，宋大爷熟悉地形跑得快，转来转去就钻进了土洞，贴身藏在猫耳洞中。鬼子摸到了土洞里，里边黑咕隆咚，啥也没有看见，没敢久留，慌慌张张溜到了洞顶，就在洞顶上一直等到傍晚，悻悻地走了。

         使人悲痛的是宋大爷的家人惨遭不幸，就在我们五个小八路转移的第二天，宋大爷一家人躲藏的那个洞口被鬼子发现了，宋贵珍的姐姐惨死在鬼子的刺刀之下！

         宋大爷忍着极大的悲痛，还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水，大家都为宋大爷一家的悲惨遭遇和他舍生忘死、用生命救助我们的悲壮行为，感动万分。

         宋大爷说：“别的先不说，这个洞已经暴露，今晚还得趁早转移，说不定鬼子明天还要来。”

         当夜，宋大爷领着我们五人沿着河沟，走到一个峡谷的山崖下，山崖上有个天然的崖洞，高出地面十七八米，看不见洞口。宋大爷已是五十开外的年纪，他不怕累，不怕险，爬到山崖顶上，用绳子一个一个地把我们五个人拉上崖洞里，又放下一罐子水给我们交待了几句就匆匆走了。

         洞内面积有十几平方米，在里头还是直不起腰，只好坐着躺着熬时间，几个小八路真正体会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三天又过去了，一罐子水喝完了！我们又饥又渴，只能爬到洞口吃点雪。

         我想着：敌人什么时候退走？要是在这里安下个据点那可就遭了。队伍在哪里？父母在哪里？终日坐卧不安。

         一天中午，宋大爷终于来了，他高兴地说：“敌人走啦！”宋大爷在崖顶上系了一根绳子，五个人顺绳子滑了下来，大家高兴得感激不尽。十来天没吃没喝，几个人个个面黄肌瘦，蓬头垢面，嘴唇干裂，我这才发觉，自己的脚肿得像“发面团”，已经麻木难行，只能坚持着一瘸一拐地往回走。敌人在村里住了十多天，到处搜查小八路，在宋大爷的掩护下，我们终于安然无恙。

         来到劫后的村子，村内村外，一片狼藉，一路上许多被烧的房子还冒着黑烟，死猪、死鸡被扔在路边，被割去一条腿的黄牛惨死在打谷场上，惨不忍睹。宋大爷家原来完好的房子被烧得残垣断壁，只剩下一孔窑洞，院子里的一大堆粮食成了黑灰，还冒着黑烟，门框、水缸、锅灶……被砸得没有一件完整的东西，凄惨不堪。我们几个小八路面对日军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所制造的这种凄惨景象，更是心如刀绞，痛恨万分。宋大爷为了保护我们失去了亲人，我们的生命，就是宋大爷一家用血汗换来的，不知该如何报答宋大爷一家才好。

         同志们不忍心再住下去了。郭清俭和梁万泉早早归队，接着宋贵珍和小贾也回了学校。宋大爷说我的脚还没有全好，硬是留下不让走。一天到晚悉心照料，不让下炕。

         直到三月份，学校来人要将我接回学校，宋大爷仍然说我的脚没有好利索，执意留住不放,我实在不能再连累宋大爷一家了，挥泪告别恩人，一步一拐地踏上归途。

         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仍然让我感慨万端，当年宋大爷舍身保护我们小八路的感人事迹依旧历历在目，宋大爷和太行山人民的恩情将令我永生难忘，太行抗日军民的鱼水深情也必将源远流长，世代相传。

五、见证惨烈的十字岭反扫荡

         日寇对晋东南太行区抗日根据地最惨烈的一次大“扫荡”，这是在1942年的5月，也是日寇竭尽全力进行最后挣扎，空前绝后的一次大“扫荡”。

         百团大战之后，日寇对太行区的八路军多次“扫荡”，仍不甘心。于是又调集约3万兵力，从长治、辽县（今左权县）、武安、武乡等据点出发，对太行区北部的辽县、黎城、武安、武乡一带，实行严酷的“铁壁合围”，重点“扫荡”。

         日寇把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党校、新华社、冀南银行、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众多机关单位，压缩在山西省辽县与河北省接壤的南艾铺、窑门口附近的十字岭地区，是在梁沟兵工厂以西约20多公里的又一个包围圈。

         1942年5月19日，我们太行工校驻在辽县泽城村，这天下午突然响起紧急集合号声，情况紧急，队伍迅速向东出发。当夜驻在尖庙村。深夜，日军悄然摸到了太行工校的岗哨，这时正巧一名换岗的队员发现鬼子，当即鸣枪报警，并跑回驻地报告。正在尖庙村宿营的队伍立即紧急集合。

          临战状态下，都预先记着搁放衣服的位置，紧急集合时我顺利地摸黑穿好衣服，挎上我那折叠着的毛毯，跟着大家跑到集合点，站队、点名后迅速向东开拔，敌人扑了个空。

         天亮了，我们的队伍刚走到北艾铺，敌人的飞机又追了上来，敌机一阵俯冲、扫射、轰炸，村头一座被敌机看做似人的石碑，被炸得粉碎，所幸没有伤人。队伍稍事休息，吃点随身带的炒面。正要继续北行，尖兵回队报告，前方发现敌人。

         队伍连忙折返北艾铺村。校领导找到北艾铺村武委会及抗联主任，将我和王银生两名小同学留下，分别到老乡家里，跟随隐蔽。队伍又向南边的南艾铺方向出发，附近就是十字岭。

         老乡对我交待：“见了敌人，我就说你是我儿子。你是外乡口音，千万不要说话”。然后，换上一件陈旧的中式小白褂，扮作放羊的孩子。

         1942年5月25日这天，北艾铺的老乡们迅速向附近一个山岗上转移。中午许多人挤在一起，在一个枯井旁争着打了一点泥汤混水做饭。正要吃饭时，呼听南边炮声隆隆，轰鸣不停，飞机在上空连续盘旋扫射。老乡们放下饭碗就向山野里四散躲藏。

         事后就听到消息说：敌人把八路军总部、“抗大”、冀南银行、军工部、……等许多重要机关，包围在十字岭上。大炮轰，飞机炸，我军伤亡惨重，银行骡马驮的钞票散落在山上。

         据传，在紧急关头，彭总和左权副总参谋长相互掩护，推让撤离，左权强令警卫人员把彭总推到马上。左权只顾指挥人员赶快撤离，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在这次突围中，不幸牺牲的还有新华日报社长何云、太行工校副校长刘致中等同志……，在党校学习的军工部政委孙开楚失踪。据查：孙开楚政委在突围中被捕，七月遇害，

         战场上牺牲的同志遍地，各势各样，惨不忍睹。信息很快传开，太行人民一片悲痛。

之后，太行根据地人民到处传唱《纪念左权将军光荣牺牲的歌曲》：

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参加中国革命整整十七年，他为国家他民族费尽了心血；

黄埔军校毕业后苏联去留洋，回国以后由军长升到参谋长；

狼吃的日本五月“扫荡”咱辽东；左权将军麻田附近光荣牺牲；

左权将军的牺牲为的是老百姓；咱们辽东老百姓要为他报仇恨。

2021.4.29.于石家庄市.

    六、独宿山头

       刘国梁

         我和王银生同学，在北艾铺老乡家幸免躲过十字岭惨烈地战斗。战斗两天后，我们以为“扫荡”结束，告别北艾铺老乡，回泽城找学校去了。一路烧杀的悲惨情景，几乎见不到人，各个村庄都遭受了战火抢掠。到了泽城村，村里、房屋更是人烟皆无，死寂一片，十分恐怖。

         从路上遇到的一位老头，得知老乡们都上了西山。我们赶到了西山，有老乡说：你们到南次格去吧，在那里有学校的粮秣员。

         两人从西山又折回到村东数公里的南次格，果然见着了粮秣员。粮秣员把两人安置在存粮的山洞里暂住，然后给每人安排一家老乡，一旦敌人来了，好随老乡一起隐蔽，还联系了一家紧急时跟随隐蔽的老乡。

          一天，又响起了鬼子的枪炮声，我跟着老乡跑到后山沟里。这里是个野山沟，在不停地枪炮声中迅速分散隐蔽。我突然独处，人地生疏，不辨东西南北，一时间心慌意乱，不知所措，真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父母在哪？无奈，只好硬着头皮，独自爬上一个山头。

         天渐渐黑了，山崖上依然回荡着远处枪炮的阵阵轰鸣声，也不知日军在啥地方。在那漆黑的夜里，四周不见人影，他没想到野狼，只怕鬼子上来搜山。在一天的奔波下，无奈躺在一块大石头上进入了梦乡。半夜梦中惊醒，看看天上的星星，身边仍是漆黑一团，并没有什么动静，就壮着胆子又睡着了。

         太阳出山了，我揉着惺忪的睡眼醒来，听见一男一女蹲在大石旁正在说话。不知是什么人，忽地坐起一看，喜出望外地发现竟是两位八路军同志。他们问了情况，我说是太行工校的，父亲在军工部。他们每人给了我一把自做的面块“饼干”，不一会离去。我尝了尝，心想不知“扫荡”何时才能结束，不舍得吃，就细心地装在衣袋里，一应急需。

         中午，山下传来“鬼子走了！”的喊声， 我将信将疑地慢慢试探着走回南次格。总算是又躲过一场敌情，平安地回来了，见到粮秣员时，一肚子委屈也自然烟消云散。

         反“扫荡”过后，和同学们都高兴地回到泽城驻地。

         一天，太行工校的王舜同志告诉我说：“你妈被俘了。”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惊得目瞪口呆，万分悲痛，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身旁的王银生说：“别哭，别哭，要坚强起来！”我强忍悲痛，不知怎样才能报仇，只有把仇恨记在心里。后来离校回到父亲的脑沟兵工厂，更怕父亲难过，只是无人时抹眼泪，想着今后报仇。

2021.4.29.刘国梁

七、吃猫肉

         记得，我吃过一次猫肉。

         那是1944年3月，学校派我和另一位同学到校西的山区，大约几十里外的连包凸村，去村里收缴以往学生的欠粮，不是没人就是没粮，结果一无所获。

         那天下午我背着空口袋扫兴而归，刚出村，就遇到一只大猫，想了想，捉起来就装到粮袋里，背回学校。一路上商量怎么吃猫肉。

         那位同学说：“不能吃，猫肉是酸的”。

         我就不信，吃肉心切，心里就琢磨怎么吃肉。回到学校，把猫吊死，扒了皮，下了锅，已经是晚上了，给伙房大师傅要了一点点咸盐，白水煮熟，果然没有人吃。其实吃起来，猫肉并不酸，只是味道太淡，我就一人空前吃了一顿无味的猫肉解馋。

闯过伤寒鬼门关

         1944年的夏天，我在学校得了伤寒，高烧不止，烧得我在床上打滚，意思模糊、说胡话，头发脱落，眼睛看不清，不能立更不能走。学校找到一位乡医老先生给我看病，他也没有可吃的药，乡医就因地制宜的建议，吃大殿里地下蝙蝠的屎，后来就逐渐好转了，闯过了一次鬼门关。

八、夜战蝗虫

         1944年的秋天，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军分区发出紧急通知，调集各县民兵进行蝗虫歼灭战。我们“抗高”全体师生积极参战，有的同学用鞋底做成打蝗虫的拍子，可是临阵根本用不上。

         蝗虫成群，飞起来像乌云，遮天蔽日地飞满天空，哗哗地作响。看不清太阳。蝗虫来得很快，成片的蝗虫遍布武安周围好几个县。白天民兵跟踪侦查，蝗虫落在哪个县区，晚上就调集民兵将蝗虫降落的山区团团包围。各县的民兵上山联合打歼灭战。夜晚山路上的灯光像条条火龙，遍布山野的灯光，十分壮观。

         雨中的蝗虫落在树上，手腕粗的树枝被压得往下弯落。落在地里的蝗虫有几寸厚，响声不断，粗壮的玉茭瞬间被啃成光杆，同学们用双手顺着玉茭杆往上捧，扑捉不尽，农民一年的收成希望成为泡影。

         夜间参战人员每四人一组在；一人提灯、一人撑麻袋、俩人尽情用手往麻袋里装。扑捉的蝗虫只好倒进旱井里，后来各个旱井也被蝗虫填满。这就是当年根据地人民进行蝗虫围歼战的壮举。

九、进京亲历开国大典

刘国梁 

　　1949年，是中华民族划时代的、伟大变革的年代，也是最幸福的年代。那年年初，我从长治到了井陉“华北大学工学院”学习。当时，每天胜利捷报一个接一个地不断传来，天津、北平、南京、太原、杭州、武汉、西安、上海相继解放。同学们只要听到胜利的消息，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都情不自禁地跑到操场集合，敲锣打鼓、扭秧歌、举着标语、拿着彩旗、排着队、喊着口号，组成浩浩荡荡地游行队伍，走上大街游行，宣传前方新来的胜利消息。几乎每天都沉浸在无尽的欢乐之中。学校迁往北平的消息传来，全校师生热情地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入城纪律，每天在操场唱着歌列队操练。进驻北平的喜悦心情，使每个人日夜不能平静，像过年一样的高兴。

　　1949年8月9日这天，大家早早打好背包、淸扫房间，下午全体列队唱着歌从井陉矿区乘火车出发。那时平汉铁路还没有修复，火车经石家庄市沿石德铁路，绕德州、天津北上。在天津车站看到大学生们排着队拿着铁锹去劳动，新奇地看见人力车拉着客人。还有的群众成群结队兴高采烈地扭着秧歌。8月11日清晨到达北平前门的西货站。有的市民穿长袍戴礼帽。我们这些穿着黄色土布制服的新奇军人，也引起市民异样的注目，汽车把我们送进赵登禹路顺承王府（曾是张作霖驻地，今改建为全国政协大礼堂。）驻地。

　　9月10日，北平各大学学生，一早来到天安门前，东、西红墙中间的广场，为开国大典做准备，清除红墙内陈年堆积的垃圾。热火朝天地劳动大军，在红旗招展，锣鼓震天的热烈气氛中，铲的铲，刨的刨，一天就完成了清理垃圾的任务。那时我们从解放区迁来的同学们，看着那些北平的学生们，穿着长袍，带着礼帽，好不习惯，一意要和他们比赛，果然我们总是早早完成任务，胜利地再去帮他们干。

         9月21日晚7时，在城区突然听到鸣炮声，之后，又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讲话的声音。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头号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了。

         28日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法》、改北平为北京、定北京为首都、确定了国旗和年号。下午学校师生集体听取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等人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毛主席致开幕词，他在讲话中用高昂响亮的声音大声说道：“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录音的热烈场面激动人心，暴风雨般的掌声不断，几乎每一句话都被热烈地鼓掌声中断。听着敬爱的人民领袖毛主席那亲切振奋人心的湖南话，我激动的心脏“嘭、嘭、嘭”地跳动。我想，从此，中国将进入一个伟大的崭新的新时代！

         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旗图案、国歌。月底学校放假，同学们忙着学唱歌、糊灯笼、写标语、做旗帜，准备迎接开国大典。

         30日的北京街头一片节日景象，各商店门前张灯结彩、许多居民的门前挂起国旗、五星红灯，家家户户张贴对联，如“普天同庆”、“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不忘共产党”、“雄鸡一唱天下白”，还有什么“翻身”啦，“天亮”啦等等。街上的学生、行人、自行车上带着新的国旗、彩灯，像过年似的。

　　10月1日，这个划时代的日子，同学们兴奋地早早起来准备出发，队伍出了顺承王府的校舍，就下起了毛毛雨，大家毫不在意，大街上的游行队伍红旗招展，渐渐汇集成浩浩荡荡的人流。游行队伍里最流行的歌曲是：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不断，歌声、口号声、锣鼓声震撼着北京城，街道路旁的人们更是水泄不通。拥挤的队伍缓缓通过东交民巷美国大使馆门前时，大门紧闭。激动的人群紧握拳头，拼命的喊着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暴风骤雨般的呼喊声，震耳欲聋。我想起毛主席的声音：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更是激动万分。

　　快到天安门时，远远看见城楼上的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中间门洞的上方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东、西两边的巨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特别醒目。30万人大集会，天安门广场集合的队伍早已密密麻麻，成了人群和红旗的海洋。我们的队伍进不去了，只好停在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的门前，等待开会。

　　同学们正在说笑间，猛然听见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告”的声音，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东方巨人的声音响彻天安门上空，震撼全世界。广场中间高高的旗杆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国歌声中缓缓升起。我注目徐徐升起的国旗，想起那些无数的革命先烈，千千万万为之奋斗的英雄，革命几十年，日夜的梦想，终于有了今天的胜利，多么不容易啊！激动的热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我默默地数着轰鸣的28响礼炮声，象征着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28年革命奋斗的历程。

　　当时，我们几个同学走到天安门城楼下，兴高采烈地仰望着毛主席的身影，感到极大的荣幸。

　　朱德总司令在天安门城楼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命令，然后走下天安门，有些同学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的树上，眼看朱总司令乘上检阅车，从解放军列队前向东行驶。从扩音器里不时听到检阅的口号声。总司令又乘检阅车从东单回到天安门，上了城楼，发布命令。阅兵仪式开始，各兵种：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在军乐队的伴奏声中威武雄壮地走过天安门。人们仰望着空军的多架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阅兵进行了近3个小时才结束。

　　晚上9时的提灯会一片欢腾，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笼，川流不息，一片灯的海洋，人们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后来，我又有十多次参加国庆庆典，有两次国庆，我在天安门前当标兵。游行时标兵站在游行队伍的两侧，标兵在国庆前进行训练，曾在半夜里到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前进行真实演练。1951年的国庆，我的标兵位置就站在天安门城楼的对面，毛主席和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轮流检阅，轮换休息，看得十分清楚。国庆10周年时，70万人的游行队伍，70路纵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工人方队、农民方队、学生方队、文艺方队、少年儿童方队------各种花车、模型，浩浩荡荡。方队走到天安门前时，人们拼命地跳跃着、呼喊着：“毛主席万岁”！只想多看一看毛主席的面容，恋恋不舍地不忍离去。游行结束时，毛主席走到天安门城楼的东头；再走到西头，向群众挥手告别。顿时，少年儿童方队涌向天安门城楼下，欢呼毛主席万岁，鸽子、气球漫天飞舞，非常壮观热烈。

1952年我又参加了西安50万人的国庆游行，数千女民兵组成的大刀队，威武雄壮。每年的“五一”、“十一”都同样的热烈、隆重。

　　几十年过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发展，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和生命力，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的转折和变革，世世代代将继承和捍卫无数革命英雄、先烈和前辈英勇奋斗的伟大业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奋斗不息。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刘国梁2023.7.13编辑整理

作者简介：

 　　刘国梁、男、汉族、1930年9月生于山东省济宁市。1941年9月参加八路军，1946年12月加入“毛泽东青年团”，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中国兵器集团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1941年9月加入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太行工业学校学习。期间，历经黄崖洞保卫战、十字岺战役等多次反“扫荡”。

　　1943年相继在武安抗高、太行联中、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行政干部学校、长治太行财经学校学习；1947年在校期间，被派往长治阴城地区参加‘土改’工作。1949年1月学校毕业，派往长治炼铁厂筹备处工作。

　　1949年3月，调干赴井陉华北大学工学院学习；1952年7月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机械专业。分配到西安航空六一一厂任见习技术员；1953年3月调往北京航空工业学校，任航空发动机学科教师、学科主任，培养航空工业毕业生800余名。

　　1962年10月调往牡丹江市兵器部一二一厂，任研究所、技术科技术员及枪弹科研工作，质量办公室工程师、厂职工工学院副院长。聘为牡丹江市质量协会理事、黑龙江省兵工学会锻压学组委员。

　　1984年1月调往石家庄市中国兵器集团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作科研工作，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91年10月离休。

　　著《生产战线上的英雄》等书，为《峥嵘岁月稠》、《兵工人的抗战故事》、《人民军工人物画传》、《追忆英烈》等书撰稿，为《现代兵器》、《红色太行》报、刊、网站、央视电台等发表论文、学术报告及革命回忆录等百多篇，热衷于军工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