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看见他了，反而没什么说的了。

之前还猜测他的伤情，总想往自己身上揽点责任似的，总觉得他的生死原本是我造成的，必定也是一同经历过生死的人。至于，为什么一个医生，在工作时间，被一个女人疯狂的想置他于死地，他们之间到底什么关系，是仇家？或是情债？再见到他那一刻，就都与我没有了任何关系，我也不感兴趣了。

我原本就不是八卦之人，无论早年在职场中，或者后来赋闲在家，我都不会庸俗的参与妇女们的家长里短当中，嚼着舌根，不是讲婆婆，就是怨公公，大姑小姑全是是非。你所有的不满和委屈，说出来不会有丝毫改变，反倒是丰富了婆娘们茶余饭后继续长舌的谈资罢了。

  我转身准备离去。

  “我可以叫你肖姐吗？”他突然说。

  “我们不会见面了。”我不知为什么，及其排斥与女人纠缠不清的男人，一个连这种关系都处理不好的人，我鄙夷他的其他能力。特别是，还闹到了工作的地方。再说，我们之间也不是会经常见面的关系，所以，我也不用为他对我的称呼做出任何答复。医院对我的意图，无论伪装的多么堂而皇之，我都会心有芥蒂。这个恰巧在我与教授谈判后就出现的医生，我怀疑他与我巧遇的动机。

  “对你的救命之恩，我是不会忘记的！”他急切的说。

  “我对你的救命之恩？”我故意疑惑地重复了一遍，“你错了，是你连累了我，我们只是幸运没死！”他的话令我很是不安，这似乎是我最介意的，我不想让更多的疑虑在我身上，越是疑点重重，医院越是不会放过我。这个医生既然已经有所察觉，那没有人保证，那个教授和那一群白大褂知道多少。

  我冷漠地扫了一眼他，“你是医生，对你的话要负责任，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话题。”说完，急步离去。

  下坠时，他一直瞪着眼睛，虽然惊恐绝望，但他是清醒的。但他若是能感觉到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与我有关，我倒是钦佩他的洞察力。极速下坠，突然变缓，他又根据什么，认为是我的关系，这显然是猜测，是怀疑。从科学的角度，他应该更加无法相信这一切才对，这违反了地球引力，如果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就宁愿相信是幻觉，这无法解释，也无法相信。

  顾辉和女儿来看我，知萱说：“妈妈，你一点都不像病人，为什么却要住院。”

  我还没回答，顾辉就急忙说：“姑娘，你妈从高空坠落，需要观察。”

  我忽然有些讨厌他了，所有跟我说“观察”的人，我都生气厌烦，一个个装得好像比我还懂我似的，什么就观察观察。“你是不也不愿意让我出院，你也跟这医生们一样，认为我不是正常人。”我忽然神秘的说，“你注意没有，我其实真的不正常了，医院要拿我做实验，你信不？你说我从10楼坠下没摔死，你觉得我是不会飞？我会不会变异了？你说我会变成什么？”

  爷俩开始还很认真的看着我，接着，眼睛就由惊讶变得可笑，最后爷俩已经笑得前仰后合。知萱都拍起了手，饶有兴致地盯着我：“哟哟哟！好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好有脑洞。”

  顾辉说：“还真不正常了，不过，挺有趣！”

  爷俩表情默契的眉来眼去，令我十分气恼，我忽然觉得，这世上没人再理解我了，包括眼前我最亲的家人，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助袭来。这世界若无人懂我，即使在熙熙攘攘之中，也会有身处无边沙漠里的孤独。

  所有人都一样，包括我。愿意去相信合情合理的事情，即使是虚假的。我尽管带有试探性的说出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连最熟悉我的亲人，他们都有如此反应，虽然匪夷所思，可没人能以我的角度，去理性地分析。这对我是一种打击，我还没有把我心中的焦虑说出来，他们就当成故事来听了，他们心里已经潜意识认为，我已经不正常了。

  而最悲哀的是，我没办法让他们相信。

  我看过一篇《三个“精神病”人的故事》，说一个负责押运精神病患者的司机，路上疏忽，跑了三个患者。于是他就去巴士站，以无偿搭车的承诺，骗了三个人送进了精神病院。

  意大利记者格雷.贝克后来采访了他们。他们一个认为讲真理能证明自己正常，当他讲“地球是圆的” 这么具有真理的话，讲到28天开始被打针。第二个人用说着自己的身份，职业，薪水来证明正常，马上就被打针了。他俩最后都是被第三个人出去报警解救的。第三个人什么也没做，就和精神病患者同吃，同住，护士为他做什么他都礼貌的说谢谢，30天后被放了出来。

  格雷‧贝克在评论里发表这样的感慨︰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人。

  我现在就是，无力证明什么。

  我想起了那个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