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
小时候，每当问及：“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总是不假思索地答道:“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事实上，由于“耳濡目染”，许多人只是觉得应该这么说，并不了解为什么要这么说，更不明白具体怎么样才算报效祖国。许多人——包括所谓的“大人”——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国”这个概念。似乎它天然就是存在的、无需置疑的，像母爱一般。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把“国”比作“母亲”的原因。
那么，什么是“国”？“国”是天然存在的吗？
首先，当我们讲到“国”的时候，我们不会认为它只有一个个体，它代表的是群体。因此，“国”的存在要后于群体的存在，即“国”不是天然存在的，“国”因我们的存在而存在。
此外，“国”这一叫法也后于其概念的出现。在早期社会，“国”的概念具体表现为“部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障和扩张，也为了方便最大化利用周边资源，统治力量开始形成，其主要由一些优势人群组成。与此同时，在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体则主动或被动地让渡了一部分权利，以便于统治力量对整个群体进行管理。
当然，随着统治力量的发展，其管理的群体也往往随之进行动态扩张或收缩。至于个体们是主动还是被动地让渡权利，既取决于该统治力量的意志，也受到个体自身权利意识和反抗能力水平的影响。
此外，在“国”形成之后出生的个体，自出生便不得不让渡一部分权利。其让渡与否，与“国”的形成没有关系，但与“国”的持续与否形成关系。
另外，优势人群的构成也具有流动性。在早期的社会体制，其主要包括权贵阶层，代表他们的利益。但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他们不再仅仅是那些掌握了大部分资源的人群，还包括拥有选举投票权的民众。法律使后者拥有了让渡与不让渡部分权利的权力。
但是，就我们与国及我们与母亲的关系而言，二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尽管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的“匹配”，且是如此的擅于令人自我感动并引起群体共鸣。
毫无疑问，母亲赋予了我们生命。母亲、生育和我们，三者构成“主谓宾”的关系——主语即母亲，谓语即生育，宾语即我们。仅就生育这一行为而言，我们因母亲的存在而存在。
然而，“国”、出生和我们，三者却构成“主谓状”的关系——主语即我们，谓语及出生，状语及“国”。我们在“国”出生，但我们的生命并不来源于“国”，我们也不因“国”的存在而存在。
母亲生育的目的，是自私的。因此，母亲对于我们有着一定的责任，但没有义务给我们提供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对此，我们理应感恩。
相反，“国”的形成建立在我们所让渡的权利之上。因此，“国”理应感恩。我们对“国”有一定的责任，但没有义务对它无限包容。“国”所提供给我们的，是“国”的义务。至于那些我们在“国”内所得到的其它东西，与其说是因为“国”的存在，不如说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努力。
因此，将“国”称为母亲是不成立的，尽管这满足了部分人对于归属感的需要。试想一下，当一个个体可以将整个“国”的存在投射于自身之上，那是多么的让人感到安全和自豪。许多人并不是看不见，只是他们的所见与所想不同。相较于后者，前者显得是那么的不近“人情”，甚至是残酷的。因此，他们只看见他们想看见的。
“我”即是“我”，“国”即是“国”。
“我”一人不成“国”，但若“我”不“我”，则“国”将不“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