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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单的社会里，共同体的观念使政治制度的发展成为可能。在较为复杂的社会里，政治制度之首要的——如果不是唯一首要的——功能乃是使共同体更加像个共同体。故而，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能动的和辩证的，即是说，始则是社会秩序在形成政治秩序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继则是政治秩序在缔造社会秩序过程中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然而普力夺社会却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形式较为简单的普力夺社会缺乏共同体，这就阻碍着政治机构的发展。在形式较为复杂的普力夺社会又因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而阻碍了共同体的发展。结果，在普力夺社会就存在着鼓励保持原状的强烈倾向。观念和行为的方式一旦形成，就趋于固守而往复。普力夺政治逐步禁锢在该社会的文化窠臼之中。
所以，从理论上说，更有效的制度建设的领导应当来自那些并不怎么直接与特定的种族或经济阶层相认同的集团。学生、宗教领袖、军人可能多少就属于这一类人。然而，史录显示，不管是学生还是宗教领袖，在政治制度的发展方面都不能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就其本性来说，学生一般是反对现存秩序的，他们通常不足以构成权威或树立起合法性的原则。学生和宗教界的示威、骚动和造反的例子不胜枚举，但从未有过学生政府。宗教政府也是凤毛麟角。另一方面，军人在一个激进普力夺社会里却可能在建立秩序方面具有更大的能力。不错，有军事政变，但也有军人政府和军队孕育出来的政党。军人有内聚力、条理化和纪律性。上校们能管理政府，学生与和尚则不能。军事干预的效力来自于其组织上的特性，这至少不亚于它通过掌握和使用暴力而达到的效力。如果说在政治上发生暴力和政治上出现军人干预之间是有关联的，那么这种相关也最多只能说是时多时少。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政变牵涉到的死伤人数实在不多。学生闹事，或工人总罢工，或宗教示威，或种族抗议通常比军事政变造成的伤亡多得多。军人高度的组织能力，使其干预比起其他社会势力的干预来，更带戏剧性、危险性，然也更具把握性。许多人认为军人干预是普力夺社会中罪孽的渊薮，实则不然，它与学生干预不同，倒可能是剪除罪孽的良策。
一个社会欲摆脱普力夺制度，第一需要城乡利益的结合，第二需要创立起新的政治制度。激进普力夺制度特有的社会外观就是城乡无涉，于是政治就成了中产阶级各城市集团之间的相互讨伐，谁也看不出促进社会共识或政治秩序的道理。确立稳定的社会先决条件是农村主导社会势力再现于政治舞台之上。知识分子有头脑，军队有枪杆子，但是农民有数量和选票。政治的稳定至少需要这三股社会势力中两方的联合。有鉴于中产阶级的这两股具有鲜明政治性的势力通常相互敌视，头脑和枪杆子联合起来对付农民实属罕见。然而，确实出现了这种局面，例如土耳其在阿塔图尔克时期就是那样。不过，稳定的出现也只可能是短暂而脆弱的，终将被农村大众的进入政治所倾覆。对照起来看，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联合通常又会出现革命，即把摧毁现存体制当作是创立新型的稳定体制的先决条件。通向建立稳定政府的第三条道路是军人和农民结合起来反对知识分子。这种可能性倒给军队提供了在激进普力夺社会中将社会从普力夺制推进到公民秩序的机缘。
墨西哥和土耳其是两个值得注意的样板，两国都是军队孕育了党，有政治头脑的将军建立起政党，而政党最终结束了有政治头脑的将军的干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20 年中，在效法土耳其和墨西哥将军们的成功经验方面，韩国军人干得最漂亮。朴正熙在 1961 年夏天夺取了韩国的政权，其后几乎整整两年当中，他一直处在双重的压力之下。一方面，美国向他施加压力，要他重建文官统治；另一方面，他自己手下的强硬派要保留权力，将文官拒之于门外。为了试图解脱此种困境，他答应于 1963 年举行大选，并设法参照基马尔的方式将自己的权力基础从军队转移到政党。与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军人领袖相反，韩国的军人领袖承认政党，并在他们草拟的国家新宪法中，写上了规定政党地位的条款。韩国宪法不但决未非难或禁止政党，反而对政党特别予以强调。巴基斯坦的 1962 年宪法禁止候选人认同自己为“某一政党或任何类似组织的成员，或者得到其支持”。相反， 1962 年的韩国宪法却规定，每一个候选人“必须由其所属的政党来推荐”。阿尤布 · 汗理想中的立法大员是思想高尚的，独立的，与任何组织都无瓜葛，但韩国的宪法相反却规定，国会议员“脱离或改变党籍时，或者当自己的政党解散时”，就失去议员资格。
1962 年 12 月，朴正熙宣布他将参加预定在下一年举行的总统选举。整个那一年，军人政府的几个成员开始从国库转移资金，准备为建党所用。 1963 年初，朴正熙的侄女婿金钟泌准将辞去韩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之职，着手组建民主共和党这个政治组织，以便支持朴正熙将军。由于过去曾掌管情报工作，金钟泌曾有充分的机会去观察朝鲜劳动党的组织效率，所以他在组织韩国的民主共和党时遵循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金钟泌还从军队中带过来大约 1 200 名聪明能干的军官，据说还弄来了一笔很可观的公款。凭着这些，他当然不难创建起一个相当有效的政治组织。在中央，他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书记处，其活动经费开始由韩国中央情报局资助，并从军队、大学和报界招罗才干来充实其队伍。在地方一级，他在每个选举区都建立起一个 4 人书记处，每个道成立一个 8 人组成的局，其任务是深入研究本地区的政治问题，争取支持，建立组织，并物色候选人。全党上下的运作管理显具组织行家的慧眼。
1963 年 10 月的总统选举袒护政府方面，但它仍不失为韩国历史上最公正的一次选举。朴正熙将军获得 45 ％的选票，他的主要对手获得 43 ％的选票。在议会选举中，民主共和党获得 32 ％的民众选票，却赢得了议会 175 个席位中的 110 个，因为反对党派的票数太分散。未出始料，反对派席卷了各大城市，而支持政府的党在农村地区获得了强大的支持。三年之中，军人政府就脱胎换骨为一种政治制度。三年之中，由普力夺的刀把子维持政权的军人干政转换为权威建立在民众支持基础之上，并由竞选使其合法化的军人参政。
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以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因此，革命有别于叛乱、起义、造反、政变和独立战争。政变就其本身而言，只改变领导权，可能还改变政策；起义或造反可能会改变政策、领导权和政治制度，但不改变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独立战争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反对外来政治共同体统治的斗争，它未必在这两个共同体的任何一方引起社会结构方面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