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吉
真正意义上的海南游记，是在进入近代之后才出现的，但进入民国时期，其呈现的却是迅速增加的态势。探究其形成的原因，我们注意到主要是自清末，国人已经痛感列强环伺我国的边疆，有识之士痛感海南岛的重要地位与资源，认
为：海南之开发已经刻不容缓，所以他们开始亲身游历海南，对海南岛的风光、风物得以有更深入的认识，并不断将海南宝岛对外界加以介绍，以期引起国人的再度关注。
这其中有名的海南游记，即下面所包含的四种。其一是《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作者胡传（1841—1895）,字铁花，又字守三，号钝夫，安徽绩溪人，著名学者胡适之父。1887年，吴大澂转任广东巡抚，胡传为吴大澂幕僚，受吴大澂之命巡视海南，此书其名虽为“日记”，可以说是典型的游记，其中包含许多其本人在海南各地勘察的内容，也有胡氏对海南开发的意见。此文由顾廷龙整理成文，最早发表于1934年9月《禹贡半月刊》，后收入广东民族研究所1983年5月编印的《黎族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再后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文集》。
胡传何时到达海南岛，文献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据此书所载，胡传来海南的时间在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历时一个月。其巡视路线是出府城西门，向西到临高、儋州，入那大，而后南向南丰，入黎族地区，至红毛，凡阳（今天的番阳）、乐安（今天的抱由附近），经大案，到崖县，过南山、马岭，到三亚，而后至藤桥，止于陵水。胡传的行程原计划从陵水再入黎区，经保亭至水满，再至岭门，回府城。但胡传在陵水患上重病，后改为从海南的东部大路北上，直接返回府城，提前终止了踏查。
上述的游历线路，是当时乃至民国时期进入五指山区的比较通行的线路，胡传详细记载每一站的里程、村落以及沿线的风情，对我们了解当时黎族的社会生活很有帮助。
其二是《琼游笔记》。作者夏寿华（1854—1924），字小范，号卓春，晚号思痛，湖南益阳人。夏思痛于清末民初，投身于救国运动，先后参与维新、反清、反袁、护国和护法等国内的政治斗争，被孙中山誉为“革命模范”。
1914年，李开件任广东省长，受其邀请，已六十高龄的夏寿华受命到海南岛进行考察。1914年3月16日，他乘轮船渡海，到达海口，然后或乘轿，或骑马，或步行，以两个月时间先是自西向南，沿海南岛的西线到达崖县，之后自此由东路北上，完成了海南岛的环游，历经琼州十三县，对海南的山川形势、物产品汇、民情风俗等详加考察。后来写成了《琼游笔记》一书，书中还提出开辟道路、扶商殖民、防止外国列强觊觎海南等建议。这部游记，即使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考察海南岛的一部极有参考价值的专著。其中还有作者所做“琼游诗”三十八首，对海南各地的风俗，有全面的勾勒，海南风物，跃然纸上。此书有民国三年（1914）六月广东活版公司排印本。后发表于《船山学报》1915年第1卷。后收入2009年岳麓书社出版的《夏思痛集》。
此书是基于海南岛开发的目的，故而对于海南的情况记述，颇有史料价值。如言当时控制海南的琼崖绥靖督办陈世华，钦州人。年69岁，“有妻二十九人，除死去十一人外，现存一十有八”。民国初年的海南历史资料匮乏，类似的资料正是最好的补充。又云：海口“全市居户二千六百十二号”。此为海口最早的准确居民户数。以此推算，海口市人口在一万人以上。“此地新开广智戏院，每年纳税二千元，生意甚佳，女客观者不下四五百人，为中国剧场未有之盛。夜半一时始归。”是海南戏剧史的珍贵资料。
其三是《五指山问黎记》。作者黄强（1887—1974），字莫京，广东龙川人，曾在保定陆军学堂、法国巴黎农业学校、英国的航空学校学习。1928年3月任广东南区善后公署参谋长。1929年6月广东南区善后公署官署改称为琼崖实业局，黄强任实业局专员。此后，曾任十九路军参谋长，厦门市长，后参与福建事变。1936年10月再任广东第九区（海南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兼琼山县长。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离任。
《五指山问黎记》，1928年12月初版，香港商务印书馆承印。全书附录有图版、地图。又附明海瑞的《平黎疏》和明钱蝶的《悯黎咏》。此书为黄强1928年10月由海口经营根、五指山、保亭到陵水历时半个月的考察记录。此书附黄强此次旅行的线路图，可以使我们了解当时从海口到这些地区的具体道路情况，书中还有路程的里数，对研究海南黎区的道路交通极为珍贵。另有多幅图版，反映了当时海南黎族的社会风貌。据说，黄强在此次考察中，还拍摄了一部黎区的电影。黄强时任海南岛行政长官，他以这个身份在岛内游历，没有隐晦的必要，其所见所闻，都是亲历的，所以他对途经海南各地的社会习俗、生活情况都有真实的记载。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他所进入海南黎族地区的路线，也是当时一般汉族商人从海南岛北部进入黎区的路线。
不过，此书在言及海南岛内的黎族问题时，黄强则表现得很是谨慎。例如记载他和海南黎族的著名头人王昭夷会见，黄强的语气非常的平淡，对王氏的情况几乎没有过多的介绍。但此次游历中，黄强邀请了法国传教士萨维纳（M.Savina）同行，据萨维纳的记述，他曾对萨维纳说：王昭夷不可靠，因为王曾经投靠过共产党。此书资料比较翔实，不过，要与萨维纳的法文著作Monographie de Hainan①（《海南岛记事》）对读，才能看出更多内容来。
其四是《海南岛旅行记》。作者田曙岚（1901—1978），湖南醴陵人，原名田澍，字介人。田曙岚1923年肄业于北京中国大学。1925年后，在上海任中学教员。后因决心游历全国而辞职，曾遍游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对我国南方各地风土人情进行探查，对各地的民族进行调查研究。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安顺图书馆馆长，贵州民族学院研究室副主任，贵州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此游记最早以《环游海南岛记》为名，发表于《旅行杂志》第9卷1-3期。之后在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是田曙岚自1932年12月1日到海南，1933年5月4日离开，除了因病住院两个月外，其历时3个多月在海南岛内游历的记录，活动范围比较广泛，除了中部的黎族地区外，环游了海南岛整个沿海地区，因而可以对海南岛全岛的社会生活都有介绍；同时，田氏当时已经游历过国内许多地区，熟悉中国国内各地的风土人情，所以他的《海南岛旅行记》记载全面，材料翔实，堪称海南游记的名著，同时，这部游记也是民国时期中国游记中的名篇。
田曙岚此次来海南旅行，和上述的三位作者有所不同，前三位作者的游历，都是以官员的身份游历，身边都有相当的挑夫或卫队。而田曙岚，几乎是一个人旅行，他一个人或骑自行车，或乘汽车，或步行，在海南旅行。没有官方的背景，使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得到官方的容许，因而无法进入海南岛腹地五指山区进行考察，而只能游历海南岛的沿海地区，这是本书的不足与遗憾。
即便如此，《海南岛旅行记》仍然是历代海南游记中的突出代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田曙岚游历经验丰富，见识非常广泛，因而他注意到了海南岛风俗中与其他地区的差异，关注了许多甚至是许多本地人氏都没有留意的海南风俗，凸显了海南文化风俗的特色。他在海口，看过海口的海南戏，提出了他对海南戏的观感，即当时的琼剧表演中古装与时装混搭的情况。田曙岚在《海南岛旅行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很可以说明此种情况。他在从黎汉交界的南丰乘汽车返回那大时，“座中有黎妇一，与余并坐，一切服饰，俱仿汉人，苟非纹面，几不知其为黎妇也”①。此事例表明，黎族在民国时期在习俗方面接受汉族的习俗加速了，纹面表明其年轻的时候，还在遵从传统的黎族习俗，而服饰的汉化，表明其在近期才接受汉族的服饰。
其次，此书引录了大量的海南方志以及采访资料，比如他对海南各县的人口与城市居民的数量，都有详细的记载。而他对于各县城居民的数量描述，虽然还有些粗略，但从当时的官方统计中几乎找不到这些数字，估计是田曙岚对当时人士进行采访所得到的数字。如民国二十二年（1933）田曙岚旅行到儋县时，言县城人口仅有千人，“城区居民约占一千人”②。
再次，是对城市的介绍，很具特色，注意到了各大市镇的经济活动，特别是与岛内的黎汉贸易相关的市镇情况。田曙岚说：“岭门为与黎人互市之地，由海口、嘉积运入黎境之货，必经此；而由黎境运至海口、嘉积之货，亦必经此。谓之为门，亦名副其实也。”③藤桥是海南南部的重要墟市，其地位因其与外界交流的便利，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崖县县城——崖城。田曙岚引用《海南岛志》的资料说：藤桥“市为崖县最大之市镇，住民共约三百余家。所有崖县东部、陵水西部及保停营一带黎峒之出、入口货物，均集散于此。出口货以木料、椰子、谷米、鱼类、牛皮、木耳等为大宗”④。上述的内容是前三位作者所没有注意，并加以记述的内容，对了解民国时期海南的经济很有帮助。
总结上述四种游记的特色，不难发现，四种游记的作者对于海南岛在中国的战略地位，都有切实的感受，深刻的认识。四位作者对于海南岛的考察，都有着很重要的时代背景，有着明确的目标指向。胡传的考察是基于清光绪中期，海南岛内黎族的暴动，他的任务是探察黎峒；夏寿华的考察，则是民国初年，基于海南岛开发以及巩固海防的目的；黄强的黎族考察则是出于上世纪20年代海南岛实业建设的目的；田曙岚考察的思路是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再度开发的高潮与外地入侵在即，强化边疆。清晰的目的，致使他们的所记，资料翔实，可信度也很高。四位作者在踏查前，都有很好的事前准备，后期也有所增补，同时考察时间也很长，因而考察的深度广度都很大；还有四位作者都有很好的文史以及专业背景。胡传在中国东北，就曾受吴大澂的指示，在中俄边境考察，著有《十三道嘎牙河纪略》《东三省海防札记》，都是清末边疆考察的名作。夏寿华，除《琼游笔记》之外，还有在其他地区的寻访记录，如著有《南洋》等著作；黄强在《五指山问黎记》之前，曾到日本殖民占领下的台湾考察，著有《台湾别府鸿雪录》（香港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田曙岚，除《海南岛旅行记》之外，还出版过旅游名作《广西旅行记》（中华书局193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