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第18章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即朴质，指朴实、本质、原本和直性等。

文：即“文化教养”，在当时即所谓“礼乐”，其中也包括了学习诗书六艺之文。现在一般指文采、修饰、形式和礼仪等；

胜：犬膏臭也。从肉生声，胜的原义就是腥臭，后用“腥”代替，胜成为从力从朕，秦代之前，古人自称为朕，力朕结合，意为凭自己力气，能做到。如《易·遯》：“莫之胜说。”

      胜的本义就是在斗争或竞赛中打败对方或事业达到预定目的。如：胜利、得胜、胜券（指胜利的把握）、胜负、无往不胜。又如苏洵的《六国论》：“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略而胜之之势”。

      胜引申指“超过，占优势”。如：胜似、优胜、以少胜多。如《荀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也引申指“优美的”。如：胜地、胜景、胜境、胜迹、胜状。

      胜也引申指“古代妇女的饰物”。如：花胜、彩胜。

      胜也引申指“能承担、能承受、尽”。如：胜任、不胜其烦，不胜感激。又如杜甫的《春望》：“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胜也又用作一稀有姓氏。

史：会意字，《说文》：本作㕜。从又从中。中，正也。“又”为手之象形，中为猎具，手持猎具会治事之意。史后演变成史、事、使、吏四个字。

    “史”的本义是做事，又引申指史官，如《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不云记言者，以记事包之也。”又如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下吏能书者，勿敢从史之事。”

      史也用作事、事情、使用，如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毋发可异史（使）烦请。”又如《诗·小雅》：“旣立之监，或佐之史。”《礼·曲礼》：“史载笔，士载言。”

      史也引申指佐吏、历史、史籍、史鉴、文辞等。

      史也用作姓氏，如史姓、太史姓。

彬：文质备也。“彬”字造字法解释不一。一说为形声，“彡（shān）”为形旁，“焚”省“火”为声；一说为会意，从林、彡。意符“彡”，表示有文采，“林”含光彩义。

      在《说文解字》中说，“彬”是“份”的异体，后来通行的是“彬”，“份”另表他义。人分结合，会文质相半分备之意。另有俗字作“斌”，以文武会文质兼备之意。

      彬也指富有文采的，如彬驳（文采错杂的样子）；彬彬君子（文质兼备的人）；彬彬济济（人才盛多的样子），又如陆机的《文赋》：“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

      彬也指文雅，如：彬雅（儒雅）；彬比势抗（谓以官仪相处，以官威相抗）；彬彬有礼（形容文雅有礼貌的样子）；彬斑（文彩鲜明）。

      彬也作中华姓氏。

全文理解为：

      孔子说：“质朴多于文采就难免显得粗野，文采超过了质朴又难免流于浮华，文采和质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才能成为君子。”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今已成为一句谚语，在文学史上、美学史上、哲学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在剖析一个人的内在结构、精神结构、知识和精神的关系，修养和精神的关系上，都可以作为衡量标准。

      它高度概括了文与质的合理互补关系和君子的人格模式。文与质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未经加工的质朴是朴实淳厚的，但容易显得粗野。后天习得的文饰，虽然华丽可观，但易流于虚华。

      质朴与文采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同样重要的，只有文、质双修，才能成为合格的君子。

      孔子的文质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成为中国人“君子”形象最为鲜明的写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质胜文则野”之“野”，为野人之野，就是放任人性生理自然，也就是文化浅薄，情趣落后低俗而不文雅。

        “文”的产生，旨在克制本初人性的粗放和粗野，节制人性的野蛮和强横，规避人性的放纵和放任。

      质胜于文，不能发挥文对质的修饰、节制和规范作用，自然便偏向于野，失去以道德修身饰行的文化价值意义。

      “文胜质则史”之“史”，原为多闻博见之职业，借指诚实上的欠缺或不足。人性过于文饰，就会虚华不实，而背离实质，有违初衷，走向死板，甚至造成华而不实。

      文化之修饰、整饬，藉由一定的礼节、仪容和制度，以达致合适之宜。准则之行，规矩之制，礼仪之容，无不彰显着中和之价值意蕴。

      “文胜质”，则本心不纯，而或流入虚伪、造作。

      要使心性之真实不流弊于恶，防止“人心惟危”，必要以正向的道德来主导，以适宜的礼节来节制，以规范的礼仪来呈现。心志有道德，言行有准则，举止有规矩，形式与内容相统一，便是文质彬彬。

      君子之德容，必是文质兼备的有机统一，诚实而又文雅，真实而又文明，务实而又得体，求实而又规范。

魏晋玄学

      孔孟之道重视内外双修，即“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道家主张“返璞归真”，魏晋时期产生的一种哲学思想叫玄学，它提出“越名敎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

        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

      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以嵇康、阮籍为代表，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玄学中的“玄”起源于《老子》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以“祖述老庄”立论，对《老子》、《庄子》和《周易》“三玄”的研究和解说。

        玄学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

      这里的名即名分，教即教化，名教即通过定名分来教化天下，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等级制度。

      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基础上建构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是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 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的“贵无”与“崇有”两派。

      何晏、王弼主张"贵无论"，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以裴顾为代表的“崇有”派认为要重视客观事务，维护名敎，勤于政务。

      玄学也叫“玄远之学”，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

      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郭象及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向秀、刘伶、山涛、王戎、阮咸）等。

      扬雄在他的《太玄》中说：“玄者，幽摛万类，不见形者也。”王弼在他的《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魏晋玄学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并称中国古代的重要学术思潮。

      “孔老之辨”最初产生自《庄子》内外杂篇，表现为扬老抑孔，而魏晋玄学认为老子不及圣人孔子，其代表人物王弼更以《易》会通孔老，以易学“寂感”说为圣人观，使得孔、老、易三系的不同圣人观统一于玄学。

      《周易-系辞传》：“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周敦颐《通书-圣》：“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

      此后，玄学发展趋势由易入佛，以易学“寂感”说为特征的圣人观影响了六朝庄学、佛学、易学，乃至理学。

      玄学家们还用他们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维系儒家的“礼法”、“名教”、“人道”等思想。

      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祖述老庄”，调和儒道。

      其中以王弼、何晏为代表强调在不抑名教的基础上，进一步为名教寻找根据。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

      其后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任自然”。意思是超越儒家的各种伦理纲常束缚，任人之自然本性自由伸展。

      嵇康并“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非汤武而薄周孔”，这些可以算是嵇康的宣言书，甚至是当时魏晋二三子的宣言书，依当时历史情势来看，嵇康其意并非真的“越名教任自然”，而是作文明志而已。这在嵇康其它文章中可知一斑。

      到了西晋的郭象，他不赞成把“有为”和“无为”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们把“无为”理解为“拱默乎山林之中”，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所谓“无为”者乃“各用其性，而天机玄发”；“率性而动，故谓之无为也”。

      郭象认为，人的本性的自然发挥也一定符合儒教。表面看来借助于外力的儒教规范，其实存在于自身的自然本体之中。只要是顺着本性，在本性范围之内的一切活动，就是“无为”。他的《庄子注》一出，玄学大畅，“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