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篇第十九」12

【原文】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译文】

子游说：“子夏的学生，做些洒水扫地、言语应对、迎来送往的事情是可以的。但这不过是君子之道的末节，而非君子之道的根本，这怎么行呢？”子夏闻知子游之言，说：“唉！子游错了！君子之道，哪些内容我愿优先传授？哪些内容我又不愿传授？（我于君子之道的传授虽无本末之别，但人的根器却）像草木一样，是有分别的。君子之道，（其传授）哪是可以任意歪曲的？只不过能有始有终（学到本末贯通）者，只有圣人吧？”

【注释】

“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故后文中子夏称其为“言游”。孔门十哲文学科弟子，小孔子45岁。曾任武城邑的地方长官“武城宰”。

“子夏”，孔门十哲文学科弟子，小孔子44岁。15岁入孔门，曾随孔子周游列国。

“门人小子”，学生。“门人”，弟子；“小子”，古时对学生、晚辈的称呼。

“当”，担任、充当。如“当辕”（驾辕）、“当值”（值班）等。

“洒扫”，扫地前先洒水，以免扬尘。

“应对”，言语间的酬答。

“进退”，会客时见面、告退之类的礼仪。

“抑”，但是、然而。表示转折。

“末、本”，指君子之道的末节和根本。

“君子”，此处指有德者。

“先传、后倦”，指有选择地传授知识，有些优先传授，有些不愿传授。“先”，尊崇、重视。如《史记·本准书》中的“先本绌末”；“后”，与“先”相对；“倦”，厌倦，指倦于传授。

“诬”，欺骗、歪曲。

“有始有卒”，即有始有终，意指本末贯通。“卒”，终了。

【评析】

孔子之学，讲的是为人之道。孔学尚仁，而君子是有仁德者，是仁道的践行者。故为人之道即“君子之道”。君子之道的根本是内修仁德，外行仁义，讲究“为政以德”和以“礼乐”行义宣仁，用“礼”来规范社会行为，用“乐”来转化世道人心。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17.4）。因此子游在为武城宰期间，便遵循孔子的教导，以礼乐治理地方，得到了孔子的大力肯定。可见子游颇得孔学之正。

孔子去世之后，子游与子夏各自授徒。子游认为子夏的门人弟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这里的“洒扫、应对、进退”，是用来比喻为人处世的技巧，而并非是说子夏的学生只能做这些事。但这种“技巧”，只是为人之术，而非为人之道；只是为学之末，而非为学之本。故曰“抑末也。本之则无”。也就是说，子游认为：子夏之学，务于为人之术，而忽于君子之道。

对于子游的批评，子夏当然不服。子夏认为，“君子之道”虽有本末，但自己在传授时却并无分别、歪曲，并非“末”则先传，“本”则倦教。人的资质高低像草木一样有别，因此能全始全终，将君子之道本末贯通、全面掌握的，只有圣人才做得到。

子夏曾为莒父（音“举父”）宰，并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13.17），让子夏不要急功近利。因为急功近利便难以“务本”而易于“逐末”。孔子还曾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6.13），并认为子夏于“贤”德有所“不及”（11.16）。“君子儒”是以仁道为本，而“小人儒”则以术用为务；于“贤”德有所“不及”，即于为仁之“本”有所“不及”。可见孔子早已察觉子夏有舍本逐末、离经叛道的倾向。而子夏的部分弟子门人，则在离经叛道的路上走得更远，终于从追求仁道的儒家，转而成为捍卫君权的法家，彻底背离了儒家“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的主张。

子夏晚年受魏文侯之邀在魏国西河地区讲学，法家著名代表人物李悝（音“亏”）、吴起便是其门下弟子，而法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商鞅，则深受李悝、吴起的影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子，甚至视“儒”和“仁义”为专制统治之“害”。《韩非子·五蠹篇》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而实际上，“行侠仗义”、“侠肝义胆”的“侠义”精神，恰恰是“仁智勇”的综合体现，是华夏文化的精髓。因为“义”涵“仁智”，非侠“勇”而不能行。

儒家为政，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2.3），故民众“有耻且格”；而法家则注重“法、术、势”的运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结果“民免而无耻”。如今道德崩塌、贪腐横行、环境被难、生态遭劫，毒食品、毒疫苗、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不正是法家专制之下“民免而无耻”最鲜活的写照吗？

虽然子夏之学不同于法家之学，子夏本人也不是法家人物，但后世学术界普遍认为，法家的产生，与子夏大有渊源。因此，子夏“君子之道，焉可诬也”的自辩，颇有些难以服人。而子游对子夏门人之学“抑末也，本之则无”的批评，看来也并非诬妄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