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王萍萍和母亲睡一个屋。聊天中，母亲无意中说漏了嘴，把王胜利前几日被绑架的事说了出来。这下，王萍萍可不干了。她穿上衣服，敲门进了王胜利房间，一脸严肃地盯着王胜利，一言不发。王胜利被女儿盯得脸上发烫，知道准时那婆娘说漏了嘴，只好“唉”得一声，把前几日的事讲了一遍。王萍萍听完，认真地说：“这事必须马上报警。”
“什么，报警，他们来咱家报复咋办？”王胜利吃惊地看着女儿说。
“不报警，会有更多像你一样的人受到伤害；不报警，难道让那些作恶的人逍遥法外吗。现在可是法治社会，我们一定要相信警察，相信国家，他们一定会惩治这些人，但前提是我们得让警察知道。”
“可那些人要是知道是你报的警，会害你的。这事你就别管了，行不行？”王胜利有些生气地说。
“不行，这事我管定了。”王萍萍坚定地说着，走出了王胜利的房间。
知道拗不过女儿，王胜利又自个在房间嘟囔起来。先是埋怨女儿不听自己的话，后又骂老婆秀珍，嘴上没个把门的。当晚，一家三口都没睡好，各自想着心事。天还没亮，王萍萍就开车离开了。
王萍萍是在父亲上人市所属辖区派出所报的警。之后才得知，同类案件警方已接到三起报警电话了，看来正如她所想的那样，受害人不仅是父亲一个。王萍萍又详细讲述了父亲被绑架的经过。警方结合其他报警人提供的信息得知，几起作案手法类似，只是被关押的地点描述不太一致；还有，作案车辆描述基本一致。警方由此推理，几起案件应该是同一伙人所为。从目前报警人口中得知，这伙人已敲诈勒索人民币五十余万元，还不算一些不敢报警的人。于是，警方将报案人提供的线索合并，成立专案组，由所长刘利群任组长，全权负责此案的侦破。
在案情分析会上，警方依据现有线索推论：这伙嫌疑人作案对象是在西安各个农民工市场打工的农民工，而且年龄较大，一般在五六十岁以上；作案手法是以干活为由，将作案对象带至西安周边某处郊外人烟稀少处，对其实施关押并敲诈勒索；作案时间一般是早上五六点以前，在夜色的掩护下进行；作案车辆为银白色面包车，车牌为假或是未安装车牌，或是套牌；嫌疑人作案时都戴口罩。基于上述分析，专案组决定，一方面与报案人联系，逐个面谈，详细了解作案过程，并对每个嫌疑人的外貌、体形、说话口音、行为举止等进一步的了解，为下一步抓获提供充足的证据；同时，调取沿途监控视频；另一方面，派侦查员乔装打扮，深入西安各个农民工人才市场，在他们可能的作案时间段内，蹲点守候，全力搜寻嫌疑人踪迹。
本以为蹲点守候不出几日便能找到这伙人。然而，三周过去了，这伙人仿佛消失了一般，全没了踪影。这下，警方疑惑了：难不成他们有所察觉，束手不干了，那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专案组成员都是老同志，工作纪律都知道，不可能泄密，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可能吗？有，也许他们最近刚好有什么事儿，也许是内部起哄，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总之，这些可能性都存在。于是，专案组决定继续蹲守两周。
另一方面，侦查员走访各个农民工人才市场，查询周边视频监控。在其中两个市场的路面监控中拍到了嫌疑车辆—银白色面包车。可惜，由于天色太早，光线暗淡，照片模糊不清，难以辨认，而沿途拍到的照片车牌号又为假，这条线索难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走访小组在王萍萍的帮助下，找到了王胜利，通过做大量思想工作，王胜利又详细回忆了自己逃回的经历。从中，警方得知，王胜利当时被关押在周至县某村一个废弃的烧砖窑洞里。那天，王胜利走了大概一个小时的路才碰到一个人，在那人指引下，坐上环山公交车，又转乘其他车才回到家。最后，在女儿王萍萍的陪同下，王胜利随警方一起，按照他的回忆，几经周折找到了那个窑洞，警方在现场提取了嫌疑人丢弃的烟头，并调取沿途视频监控，经其他报案人确认，一致指认一辆银白色的面包车，因为几个报案人都对车内的红色玉石挂坠记忆深刻，由此确认了嫌疑车辆。
在东郊人市，侦察员又蹲守了两周。然而，半个月过去了，依然见不到那辆车的踪迹。最后，专案组又决定延长一周，可依然一无所获。无奈，在第二次案情分析会上，组长刘立群宣布：基于嫌疑人再未出现，而其他线索又不足以支撑找到嫌疑人，因此决定，此案暂先搁置，待有新线索后，再次重启。
一周后，时间几乎是早上五点，窗外的天空还是黑黑魆魆的，依稀可见树冠的轮廓，鸟儿们却开始在窗外的树上呼朋引伴地鸣叫，似乎在提醒人们天亮了，该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一层薄薄的雾在空中轻盈地飘荡着。行人的欢声笑语，汽车嘀嘀的喇叭声交织在这一片朦胧之中。和往常一样，东郊最大的农民工人市，早已站满了等待雇主的人们。
人群中，一个约五十多岁的汉子，头戴一顶黑色毡帽，身穿迷彩服，上衣拉链敞开着，露出了黑色夹克棉衣和里面灰色毛衣，脚上穿一双几乎分辨不出是什么颜色的棉鞋，左手拎着一个大容量蓝色塑料水杯，里面装满了水，右肩上还挎着一个浅褐色的帆布袋，在人群中间不停地来回走着，而眼睛却不停地左顾右盼，好像是在寻找雇主，又好像是在找人，而他，已经在这待了四五天了。
不错，这个人正是专案组组长刘立群。转了几圈后没有发现目标，他就蹲在地上，打开蓝色水杯，“咕咚咕咚”往肚子里灌了一些水，又拧紧瓶盖，刚要起身，一辆银白色的面包车停在了他旁边。
车窗慢慢落下，一个戴着蓝色口罩的年轻人探出脑袋冲他喊：“哎，有活干不？”刘立群抬头看到这陌生而又熟悉的银白色面包车时，尤其是看到那个红色挂坠时，心不由得一颤，这不正是这两个多月里自己日思夜想的车吗！他忙起身对年轻人点头哈腰，回答说：“干、干啊，咱就是干活的人嘛，咋能不干呢，在哪，一天多钱？”
“在长安一个酒厂子里搬货，一天一百五，管饭，就差一个人了。”
“去、去、去，这么好的工作肯定去啊。”说着，就跑去拉面包车后门。刚到车门口，一个农民工打扮的粗壮汉子从车里下来，把刘立群让到了自己并排座位的中间，他自己又重新上车，关上车门，让司机出发。
面包车行驶在市区大道上。一夜寒风，路上铺满了金黄色的法国梧桐叶。在暖黄色的路灯下，环卫工人抡起大扫帚，无数个落叶不情愿地向前飞去，又慢慢落在地上，它们都很留恋自己的母亲。以前在故乡，它们从母亲身上掉下来，可是会永远留在母亲脚下的，直到再次化为泥土，成为母亲的一部分；可现在，到了异国他乡，总是被人早早地从母亲脚下赶走，几乎都来不及看一眼阳光下母亲的容颜。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它们也是身不由己啊！
面包车驶离了市区，上了高速路。刘立群夹在两个壮汉中间很不自在，具体来说就是压抑。他往前后、左右看了看，共有六个人，加上他一共七个人。司机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看起来挺斯文的年轻人，应该不会超过二十五岁，副驾驶座的年轻人正如王胜利之前描述的一样，短发，每根头发都直愣愣地立在头上，就像刺猬身上的刺儿一般，戴着口罩，看不清脸。后排座位上两个人，用黑色棒球帽盖着脸，像是睡着了，他左右两边的壮汉都低头玩着手机，没人搭理他，他想说句话套近乎，没人给他机会。就在这样沉闷的气氛中，面包车下了高速，驶向了无名路段。刘立群知道，他们要把自己拉到没人的地方去了，可他并不担心，因为身上有跟踪器，无论到哪，专案组总会找到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