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皇帝，10岁即皇帝位，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可是他在位的这48年里却有近30年罢朝不上，被后人誉为“懒”皇帝。
可是万历皇帝真的懒惰吗？他即位的时候只有10岁，想想我们现在10岁的孩子在干什么，他们还是小学的学生，而万历却已经是一个疆域达到65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9千万的庞大帝国的皇帝。10岁的万历在内阁首辅张居正及“大伴”冯宝的照顾下成长。
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亲自给万历挑选老师，亲自为万历编订教科书，有机会还亲自讲授。皇帝的主要功课有三项内容：经书、书法、历史。学习的地方在文华殿。学习完经书后，授课老师可以到休息室稍加休息，但皇帝却不行，这个时候大伴冯保和其他宦官会把当天臣僚上奏的本章进呈御览。当然这些本章都已经由内阁的大学士们看过并用笔做了“票拟”。小皇帝在冯保和其他宦官的协助下用朱笔作出批示。
中午功课完毕，小皇帝就在文华殿进午餐。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但是小皇帝却并不那么轻松。因为他还有作业要做。他要复习功课、练习书法、默记经史。皇帝对于这些作业丝毫不敢怠慢。如果准备充分，背书行云流水，那么先生就会表扬天子圣明；倘若背的结结巴巴，那么先生就要以严师的省份加以质问，使他无地自容，而且皇帝的母亲慈圣太后在听说皇帝不用功读书的情况下也会对皇帝做出严惩。有时罚皇帝长跪不起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在这样严厉的教育之下皇帝又怎么可能变成一个懒惰的人呢！
那么后来万历又怎么会变成一个懒惰的君主呢。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是不是有一些事影响到他使他变成了一个所谓“懒惰”的人。张居正无疑是对万历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前面提到过万历十岁即皇帝位，十岁的小孩如何来处理朝政呢，万历主要依靠的就是内阁首辅张居正。小皇帝称张居正为张先生，对张先生的话言听计从。而张居正和小皇帝身边的另外两个重要人物宦官冯保和慈圣太后的关系都非常好，特别是慈圣太后对张居正也是言听计从。
在皇帝母子看来，张居正无疑是他们最信赖的人。而张居正的所作所为也没有辜负皇帝母子的信赖。在他主持朝政的10年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收到了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叛乱；严厉整肃朝廷上下。整个大明朝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可是好景不长，1582年元辅张居正竟溘然长逝。而在张居正去世前九天，万历刚刚加封他太师，这是文官中的最高官衔，在万历以前明朝200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人能在生前得到过这个荣誉。这充分表达了皇帝对于张先生的信任及依赖。
但是张居正的突然离世却让年青的万历措手不及。在以前万历给人以柔弱的印象，可是在张居正走后，万历必须破除他给别人留下的这一印象。他励精图治，一连串重要的国家大事，尤其是重要的人事安排都由他亲自作出决定。可是在亲政以后，他开始觉得他并非是一个大权独揽的君主。
虽然张居正的身体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的影子仍然笼罩着整个朝廷。文武百官根据对张居正的态度分为两派：挺张派和倒张派。挺张派的官员主要是过去依靠张太师提拔而飞黄腾达的，他们主张夺情留职，在张居正病重期间公开为张太师祈祷。倒张派则坚定的认为，张居正是大奸大恶、伪君子、独裁者。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在张居正手上吃过亏。
但是对于刚刚亲政的皇帝来说，他根本没有能力看清这其中的蜿蜒曲折及奥妙，他雄心壮志想做一代圣主，于是他下了一道诏书，大致内容是说过去丈量土地的时候有些官员徇私舞弊，所以那次的丈量并不准确不能作为税收的依据，要求重新丈量。年青的万历皇帝认为自己才一亲政就实施了一大仁政，给黎明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他万万不会想到的是，他的这道诏书一经颁布后就成为了倒张派手里最为有力的武器。
过去按照张居正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现在一概被指责为奸臣；没有按照指示办理丈量的倒变成了百姓爱戴的父母官。借着这道皇帝的诏书倒张的运动揭开了序幕。
首先倒霉的是那些严格按照张居正的指示办理土地丈量的官员，他们都直接或间接与张居正有关系。这些官员也并非善类，他们劣迹多端，而弹劾他们的人都不约而同的指出，这些人之所以胆大妄为全是因为有张居正在后面支持。这一运动慢慢的有进无退的蔓延开去，参与者制造舆论，揭发事实，张居正的形象逐渐变的虚伪和毒辣，到了1582年底距张居正死后不过半年时间他已经被盖棺定论，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有一条罪状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局。
朝廷上下对于张居正的最后总结使万历感到揪心的难过，皇帝认为自己和皇太后对于张先生的信任完全就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张居正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张先生的私生活及其奢侈。他积聚了许多珠宝古玩，还养了许多美人。可是他却要求万历生活节俭，身为九五之尊，万历竟然拿不出钱来赏赐宫女，以至于不得不先打一白条等有钱了在兑现赏赐。而这位节俭的倡导者张居正却如此口是心非的占尽了便宜。这让年青的皇帝感到非常的伤心，皇帝认为自己被欺骗了。
从1582年底到1583年春，万历的情绪陷于混乱，他甚至在1583年春天举行的殿试上出了一道长达500字的题目，询问这些年青的举人，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更加腐化和法令更加松懈的原因是不是由于他缺乏博爱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这样尖锐的题目表达了当时年青的万历皇帝对于臣僚的不信任，及对自己执政能力的怀疑。
无独有偶，万历还没来得及从张居正事件的悲痛中摆脱出来，他的另外一个亲信大伴冯保也出事了。冯保手底下的两个小太监参劾冯保欺君罔上、中饱私囊，贪污受贿。说冯保接受的贿赂数以亿万计。甚至在张居正去世之日，还亲自去张家取出珠帘五副，夜明珠九颗。两人说的是言之凿凿，除了没有告诉皇帝应该把冯保的司礼监太监及东厂太监的指责交给他们掌管以外其他的都说尽了。万历皇帝在听取了他们的报告后彻底凌乱了，他还在犹豫，还在不相信他所听到的。但是最后他还是听取了这两个太监的建议，下诏宣布了冯保的十二大罪，然后将冯保发往南京软禁，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最后所查抄的财产虽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骇人听闻，但也是极为可观的。
年青的万历皇帝接二连三的受到打击，而打击他的人都是他最为信任的人。由张居正、冯保案开始万历对他的属下产生了怀疑，他怀疑他的大臣们是否如他们嘴上所说的那样，为了国家、为了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是阳奉阴违，表面上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帜，其实干的全是苟且之事。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验证了万历的怀疑。
首先是万历想封自己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万历本想封谁不封谁应该是自己的家事，跟朝堂上那些整天之夫者也、忧国忧民的老夫子没有半毛钱关系，可是他错了。他没想到他刚一提出自己想法，马上遭到了大臣们的疯狂反对。
大臣们的理由很简单，根据千百年来的传统，皇帝你要册封的话也得先封你大儿子的生母恭妃王氏，然后才能轮到郑氏。而万历也有自己的想法。万历之所以要册封郑氏为皇贵妃，是因为他想册立他和郑氏的儿子常洵为太子。所以他的第一步是封郑氏为皇贵妃，那么郑在后宫的地位就仅次于皇后，而皇后没有儿子，那么子以母贵，常洵的地位就要高于他的大哥常洛。立太子个时候按资论辈常洵就是理所当然的人选。
但是大臣们却看出了万历的心思，他们坚决反对皇帝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不停的有大臣上疏，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就是不让万历册封郑氏。最后万历还是乾坤独断，拿出了他做皇帝的本色，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一意孤行的册封了郑氏为皇贵妃。他信心满满的想进行他的下一步计划册立常洵为太子，这一次大臣们不会让他那么轻松的过关了。
一直到御宇的后期，万历才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大臣们会极力反对他废长立幼。千百年来的世袭制的传统是立嫡不立长，立长不立幼。所谓嫡子就是皇帝和皇后生的儿子，他在皇位的继承权上面是有绝对的优先权的。若是皇帝和皇后没有儿子，那就是皇长子有优先权了。根据这个原则，万历的长子常洛是第一人选，而常洵只能是替补。
当然万历还是可以用他的皇帝的身份一意孤行的册立常洵为太子，但是这次他没有成功。因为册立皇太子是不折不扣的国家大事，这绝对不是你万历一个人说了算的。大臣们还是从伦理道德来劝诫皇帝不要一意孤行。
明朝创立之初，统治者并不是依靠严明的法律来治理天下的人民，而是依靠“四书”中的伦理道德。上到皇帝下到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这些原则被天下人普遍承认，则我们的帝国在精神层面上就有了一套共同的纲领，这样就可以上下一心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而作为这套纲领代言人的皇帝又怎能仅凭自己的喜好，就将这套纲领置于脑后而不顾呢。
万历将常洵立为太子在法律上也许还能找到支撑，但是在坚守传统观念和道德的大臣们看来，法律又怎能和圣人的教诲相提并论。而万历自己心底其实也不能说服自己彻底的放弃伦理道德而坚决的立常洵为太子。所以在册立太子的事情上万历并没有固执己见。但是这件事情也使万历和他的大臣们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加大。万历也开始逐渐明白他这个所谓皇帝在朝堂上的作用。
万历本来认为他自己是朝堂上一言九鼎、乾坤独断的皇帝。但是自从他未能如愿以偿的立常洵为太子后，他开始逐渐的明白了他这个皇帝的职责。他的所谓职责跟他的祖辈是没有办法比的。虽然他们都坐在同一个宝座上。他的祖先金口玉言，每一句话都被大臣们捧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万历呢，他是他的臣僚教育长大的，他的职责大臣们早就给他划定好了。他的话不再是金科玉律，大臣们不会去绝对的执行他的命令。他的待遇和他的祖先是如此的不同，原因在于太祖洪武皇帝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做为行政工具的文官集团，而到了万历一朝，文官集团早已成熟。在他们眼中皇帝应该是一个个性的平淡的天命代表，其作用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的时候做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君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的时候要做到绝对的客观、公证，不能夹杂一丁点个人的喜恶在里面。说白了，就是你这个皇帝最好是个无脑的傻子，可以任意的由他们摆布。弘治皇帝就是这样一个皇帝，所以文官们把他歌颂为一个贤明的君主，而正德皇帝就是个性太过于张扬、鲜明了，所以文官们没少骂他。
这样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文官们不过只是通过他的口来使各项政策具有权威性及合法化而已。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摒弃他的个人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存在于百官的俯首跪拜之中，他实际所能控制的则微乎其微。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做任何事都受制于廷臣。
聪明的万历皇帝逐渐认识到了事情的真相，他明白他想立常洵为太子的计划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他这个皇帝不过是一个坐在龙椅上的人偶而已。又加上对廷臣的极端不信任，最后心灰意冷，对这个实际上操纵一切的文官集团逐渐疏远，最后只能用消极怠工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