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种植稻米的历史可以上溯数千年,种稻技术正是从中国传播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一段种植稻谷的历史,诉说着亚洲人民积累种植技术的艰辛历程。
稻田是“修造”出来的,不像麦田是“开辟”出来的。开辟麦田要清理灌木、乱石,用犁开垦。而种植稻米的稻田可以依山建成梯田,也可以利用沼泽或者河床建成水田。稻田需要灌溉,所以田地四周需要开挖灌溉的沟渠。水从最近的水源引来,通过水坝或水闸,调节稻田灌溉的水量。
稻谷生长过程中,为了防止灌溉水渗漏,需要以硬泥作底。但是种子不可能在硬泥里生长,所以在硬泥上面还要有一层软泥。对于结合硬泥软泥的黏土层要精心设计,从而使农作物浸泡在适量的水中以利于水分吸收。稻谷需要不间断施肥,这也是一门艺术。稻谷的肥料是人畜粪便和焚烧植物肥料、河泥、豆糟;施肥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施肥过量或是时机不准,对庄稼的伤害跟施肥不足时是一样的。
到了播种的季节,农民们先要在上百个稻谷品种中做选择。每个品种生长习性都不同,比如产量、生长速度、抗旱能力、还有适应贫瘠土地的能力。为了降低种植风险,农民们常根据每一季的气候情况,播种几个不同品种的稻谷。
农民们(确切地说他们以家庭为单位,稻谷种植向来是“家族事业”)先在秧田上育苗。几个星期以后再把秧苗按6英寸的间隔密度插到稻田里去,从此开始精心呵护。
由于稻谷生长容易受到其他植物侵害,农民们必须经常为稻谷进行手工除草;有时也需要用竹梳挨个为谷穗灭虫。人们需要始终留心水田里水位变化,确保日光下水温不至于过高。稻谷成熟后,农户们就召集所有亲戚朋友一鼓作气收获庄稼。在冬天旱季到来前,农民们一定要完成当年的第二次播种。
在中国南方农村,人们早饭通常喝粥——白米粥和蔬菜、鱼,或者竹笋腌制的咸菜。午饭也是粥,晚饭通常是米饭加配菜。人们在市场上卖出大米,换回生活必需品,因此大米对人们来说是财富的象征。它需要人们把每天能利用的时间都投入到劳动中去。“民以食为天,”研究中国南方传统农业社会的人类学家江绍龙博士说,“没有大米,你就无法生存。你如果想在中国南方出人头地,手中没有粮食是不可能的。整个社会都在围着粮食运转。”
看看下面这串数字:4,8,5,3,9,7,6。大声读出来。现在放下书本,花20秒时间记忆一下,然后把数字按正确顺序背出来。
如果你说英语,你只有50%的可能在20秒内记住这串数字。但如果你是中国人,你正确记住数字的可能性几乎是100%。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大脑存储数字的记忆周期是2秒钟,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很容易记住两秒钟内读完的东西。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之所以能够很容易记住“4,8,5,3,9,7,6”这串数字,原因是他们的语言系统在两秒钟内就能读出这7个数字。而英语则不行。
这种语言结构的差异,意味着亚洲儿童学习数数要比美国儿童快。4岁的中国儿童数数平均能数到40,而同一年龄的美国儿童只能数到15,而且大多数孩子要到5岁时才能数到40。换句话说,到5岁时,在数数这项数学基本技能方面,美国儿童已经落后亚洲儿童整整一年了。
数字系统的逻辑性同时也意味着,亚洲儿童在进行数学基本运算的时候更容易。让一个7岁的说英语的孩子心算37(thirty-seven)加22(twenty-two),他首先必须把文字转换成阿拉伯数字(37+22),只有这样他才方便计算:2+7=9,30+20=50,结果是59。如果让同龄的亚洲孩子计算37加22,计算公式就嵌在语句中,他们不用转换就能得出答案:59。
因此在数学学习方面,亚洲人具有某种“内在”的优势,这种“内在”优势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优势。多年来,来自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留学生——以及从小在这些国家长大随后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在数学方面明显超过他们的西方同学。解释这一现象的经典论点是亚洲人在数学方面有先天优势。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用进化论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研究,他分析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地理构造、寒冷的气候、现代化之前的狩猎方式、脑容量以及语言中的元音发音规律等,解释为什么亚洲人有着较高智商。我们通常也是如此看待数学的,我们假定是否擅长微积分或代数能够体现人是否聪明。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造成东西方学生数学成绩差异的实际上是另外一些原因——某些人擅长数学很可能是得益于他们的族裔文化。
有关稻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只有当你置身于一块稻田之中,你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面积真的非常小。一块标准的稻田面积只有旅馆标间大小,一个典型的亚洲农民家庭有两到三亩土地。在中国,一个拥有1500人的小镇通常只有450英亩土地,而在美国中西部,这样的面积只是一户农民所拥有土地的面积。一户五六口人的中国农民家庭只拥有大约2个标间面积的土地,因此农业在这里只能依靠人力。
从历史来看,西方农业发展模式是“机械导向型”的。在西方,农场主想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产出,就需要购进更多高新技术设备,如拖拉机、打谷机、压捆机、联合收割机等,用机械代替人力。有了机器的帮助,付出等量劳动可以耕作更多土地,农场主们进而开辟更多耕地。
想象一下珠江三角洲农民的生活吧。每年3000小时的工作量是超乎想象的,农民们时常要在烈日炎炎之下,在稻田里耕种、除草。
以这种强度的劳动为职业的农民们会有怎样的生活态度呢?可以说他们的生活与投身纽约制衣业的犹太移民很类似。他们都追求有意义的生活。首先,种稻农民的劳动在投入与产出之间有明确关联。他们在地里干活越卖力,收获也越大;其次,他们的工作由一系列复杂工序组成。种植稻米并不仅仅是春耕秋收这么简单,它还要求农民们从事农产品及农用物资的买卖,他们要有能力调度全家劳动力参与劳动,同时要在选种、维护排水系统以及协调第一次收割与第二次播种关系上开动脑筋,并全力以赴。
中国还有个说法叫作“一年忙到头,吃穿不用愁”。“一年忙到头”?对于悠闲自得采集蒙果果的土著人,或是依靠睡觉过冬的法国农民,或是任何生活在非稻田文明地区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谚语真是莫名其妙。
亚洲人在许多方面受惠于这种文化,尤其在数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
让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每年在世界的一个知名大都市都会举办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每个国家都会派出1000名八年级学生参赛。照波依的观点,不需要任何数学题,我们就能精确预测每个国家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成绩的排名。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份问卷,考察学生们的努力意愿程度。实际上,我们连这样的问卷都不需要做,我们只要考察哪个国家的文化特别强调努力的作用,我们就已经可以预测结果了。
那么,名单的最顶端是哪些国家或地区呢?答案也许并不令人意外: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日本。这5个国家或地区的共通点在哪里?共通点就是他们的文化都是崇尚有意义工作的稻田文明。千百年来在这些地方,贫穷的农民在稻田里坚持着每年3000小时的耕种,为了生存下去,他们的观念就是:“一年忙到头,吃穿不用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