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宣言
------论写作的必要性
#牛王麦田[超话]#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作家，他对世界最高品质和精神的追求，就是为自己民族的自由和民主而写作，摆脱混乱与迷茫，寻求自由。这是必要的，也是自我人格的最大两级分化。这种追求是“无我”，他是无私的，考验着一个人自我意识的透明度和远见。
追溯我的写作之路：经验主义的涉入诉诸笔端，衍生“自我”，又从“自我”追求“无我”。我以为，如此自说自话的表述才是“文学”。然而，在时代洪流中逆行而上，我才觉得这是正确的行径。它告诉你，不能停留，始终保持一个姿势-----即便这姿势有失儒雅，成为丑态，但在回首观望到写作者本身之时，也终究是美应该存在的形式。所以，发掘文字之美便是写作最好的例证，也是自我慰藉的最好兴致。正如作家高行健所言，他认为“自言自语可以说是文学的起点，藉语言而交流则在其次，人把感受当思考注入到语言中，通过书写而诉诸文字，成为文学”。所以，我认为，写作在自我获得快感之时，与时空也形成对话，这对话可与风语、可与雨语、可与天语、可与地语-----但自然界终究是沉默的，它不发一言，却回答你所追问的一切。所以，就把写作当成一把利剑，让它刺透你的内心，与你形成对峙的方式，与你而语罢。你大可接受，也无需辩驳什么，徒劳一切的所为，便是因着你的思绪的指引罢了。如此看来，写作又是一件微小而虚妄之举。但在我看来，它永远伟大，在历史漫长的先河中，能寻求写作获得我的自由，我为此深感骄傲、深感欣慰。
这就不得不说起我的处女作小说《浪漫与罪恶》，这部作品在写作之处时异常困难，没有可供写作的基础、没有头绪、没有方向、道路以及没有目标。我便把它同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作以联想，借着这部作品，我写下了开头，写下了主题，但是我发觉自己竟厚颜无耻地走上了文字云游的轨迹之时，我也毫无遮拦地被扣以“抄袭”之名。这“帽子”着实有些沉重，甚至下流、甚至是卑鄙之行。所以，写作的深入便是一个作家的引领和另一个作家的深入。在她的引领与我的深入中，“探究”这个词也前来报到了。它告诉我说，写吧，作家！你需要我。于是，我把写作中的“无”摘掉，却发现那个“我”屹立不倒。我想这就是写作的要义吧。它是一种找寻：找寻自我、回归自我，从而，实现自我。不知，您是否认同呢？
文学的价值借写作而得，借写作而求，借写作而呈现，这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实现真理的必由之路。写作者反复找寻灵感、找寻机会、找寻表达的谋求之痛，或之悦，无非是对自我认识和再认识的一个过程。他不必取悦别人，也无需伤害自己。追求一种“无”的境界，谋求一种“我”的所在。就拿我的小说《小镇，小镇》来说，该作品讲述一个年轻人自我命运的追求与解放，我是通过它反诘式的叙事方式，将自我的身世、命运以及在现实面前保持滞后式态度寻索的这种隐逸精神通过大胆的自我窥探，从而呈现读者另一种内心朝圣情怀的自由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也从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对峙纷繁与复杂的现实时的必要所在。所以，在写法上，我保持它独特与自由，应用较多短句，使其成为想象世界中的“自我”，这段然是区别于其他常规的写法。
高行健作家在他的文学主张中谈到：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种臆想和某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思考的满足。而我认为，文学应该服务于政治，借以表达对一个民族，甚至多个世界性的民族来发声，表达人类的诉求、表达对鲜活生命的寻找。这么说来，文学是民族的，它反映了一个人或者大多数人的共同构想与愿望。然而，当今世界风云变幻，莫测难辨，人们习惯于在洪流中深埋-----深埋于线性多变的信息，深埋于娱乐与狂欢，甚至深埋于战争与杀戮，这着实令人可怕。剥夺他人自由，强迫他人站队，动辄拉小圈子，双重脱钩，逆时代潮流而行，都是阻碍人类前进和发展的。
我们今天审时度势，走在前列，以文艺复兴，在我看来，是必要且正确的。证明我们的文学没有亡灭，它是鲜活的，带着光明和星星之火。
所以，写吧！作家们！
让我们为自己而写！
更为祖国而写！
为世界人民而写！
更为“追求”而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