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哥并不是彪哥的真名，他的真名我当然晓得，但我不说，它不好听。
从小到大，不知谁开始第一次称他为彪哥，反正一下就传开了。这名字响亮，霸气，也接堰头垸的地气，与他很贴合。
彪哥其实比我还小两岁，膀阔腰圆，力大无比，小小年纪，我扛几十斤的米袋气喘吁吁，他却能上百斤的担子健步如飞。
他说话有些含糊不清，每一个字似乎要经过深思熟虑，鼓着莫大的勇气，其实，他的头脑相当简单，直肠子到底。
他兄弟姊妹六个，家庭负担重。我们那个年代，尚没实行义务教育，很多伙伴读的书都不多。彪哥在别人看来，有些傻里傻气，读书更是死钻不进，小学好像读了两个半年，便再也不去。
年纪轻轻的他，便开始放牛，打柴，种地，逢上放假，就与我们浪在一起。堰头垸村大娃多，村风很野，经常与别的村打架斗殴，横行乡里。
彪哥重义气，爱出猛力，极信任我，可谓唯我马首是瞻。我说是黑便是黑，我瞧得是白便是白，我让打东便打东，我让击西便击西。
在电影场，经常有邻村的小伙莫名其妙挨彪哥一耳光，那人捂着腮帮子质问他，你凭什么打我。彪哥眼一愣，鼻孔朝天，看你不顺眼呗。那人尚想再问，我斜眼在后，是我看你不顺眼呢。我之后，十余伙计双手叉腰，一齐喝道，看你不顺眼呗。
那人连连后退，噤若寒蝉。
那一段野蛮的少年时光，成为我们日后年复一年的谈资，也是我们友谊的见证。曾经有几年春节，彪哥听说我回来了，便马不停蹄地奔到我家，与我畅谈往事。末了，他总是一手弹着烟灰，仰躺在靠椅上，用含糊不清的语言说，那时，我最服你，现在，我也最服你。只是，我很久没打人了，我再也不随便打人了。
我将椅子挪得靠近他，挥了挥飘扬的烟气，拍了拍他的肩。他也起身，挥了挥烟气，歉意一笑，拍了拍我的肩。我看到，他好像没有从前那么高大了。
彪哥家里有一颗大杏树，每当杏子有拇指大时，他娘就让彪哥守好院门照看，指望它们成熟了，卖一些钱。那时一分钱一个杏，可别小瞧一分钱，当时的购买力可厉害呢。五分钱一个土鸡蛋，一分钱可买十颗糖。
那一树杏子，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我们那时没什么吃的，每日三餐，尽是些南瓜饭，白萝卜饭，红薯饭，米极少。村子大，种什么人偷什么，若没人照看，水果根本成熟不了，没办法，人人都吃不饱。
彪哥家有杏子，可便宜了我们一帮哥们，哪怕再酸，我们也像妊娠期的女人，吃了还想吃，睡着还惦记。
别人在旁边捡一个，他也要追到人家屋里骂上三天，可对于我们，他却慷慨得像不是他家的。他一直监守自盗，为此，没少挨他娘的数落。有时，我们让他少摘一些，他胸脯一挺，念着从电影中学来的话，兄弟嘛，有难同当，有福有享。
学校放假时，他便与我们一起放牛。我会带些书看看，他对书毫无兴趣，经常一个人溜到河里，从上游跑到下游，啪啪啪地踩水，自己跟自己玩得不亦乐乎。
他有时伏在我身旁，嘴里嚼着草根，双手托着下巴，静静地看着，不弄出一点声响。我看着他痴痴的样子，会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他满眼羡慕地说，你读得进书真好，以后会有大本事，会闯大世界，什么都不求人，看什么都懂什么。
以后我有什么不知道的，问你，你可要帮我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