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里小妹订了票，和爸妈一起去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这部记录了祖国七十年发展变迁的电影，由七个各自独立但又都是在衬托同一个主题的故事组成，而每一个故事也是按照历史时间线进行发展。“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这不只是一部向祖国致敬的献礼片，更反映了普通人的生活景况，也勾起我们许多共同记忆。

        陪在爸妈旁侧，感觉不是我们带老爸老妈出来看电影，仿佛回到小时候，爸妈带我们姐妹去看电影。同样幸福的感受，环境可是大不相同，豪华的放映厅里，舒适的可调节的沙发座椅，高清的画面、环绕立体音响......传媒的变迁，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冷传媒时代的记忆，却带着我们那一代人特有的快乐与温暖。

        小时候，在家里还没有买电视机之前，看电影，听广播听收音机，是童年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听收音机，几乎每天都陪伴着我们，那通过电波传出的声音曾经夸张的欢愉着小小的心灵，充实了我们的童年时代。“哒嘀哒，哒嘀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小喇叭节目是我们的最爱，“小叮当”的歌谣每个人都会唱,“鸡蛋皮小帽白光光，橘子皮是我的红衣裳，辣椒做我的灯笼裤，蚕豆皮鞋，咔咔响”......伴随着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孙悟空打败了精细鬼、伶俐虫和牛魔王斗法；美丽的人鱼公主变成了泡沫；海娃机智的给八路军送鸡毛信……收音机前的我们沉浸在故事情节里，或喜或愁，懵懂的辨识着正与邪，善与恶。

        一路走来，有收音机的陪伴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是幸福的，至今我不知道那通过电波传过来的声音背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让这帮小孩儿牵牵挂挂到这种地步，也许是因为那里有自己的一份向往，一份可以依赖的东西。

        或是因为母亲在广播站工作（广播电视局前身），对于广播，我有着更为特殊的感情。当看到《我和我的祖国》里面由黄渤饰演的林治远穿着“铁鞋”爬旗杆的情景，妈妈小声对我说，这样的工具，我们也使用过。妈妈在广播站工作的时候，架设广播线、爬上线杆装、拆广播喇叭，“铁鞋”是重要的攀爬工具。

        那时候，不管是城里还是乡下，人员密集的路口，电线杆上都会装有广播喇叭，新的一天，每条街道便会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被唤醒，每家或房梁或门后，也会悬一个黑色的匣子，或是更简易的像个盘子一样的纸壳喇叭。家家户户的广播用铁丝连起来，直通到广播站。

        在乡下，广播从某种意义上又充当了乡亲们作息的报时器。早起的主妇一边开启着猪圈门，一边催促贪睡的娃娃，还不赶紧起床，广播都响了！或是收拾起一天的劳碌，打着哈欠招呼上一句，歇着吧，广播都停了。

        当时，小城的广播站并不自己制作节目，母亲那时的工作就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广播电台的新闻，然后在新闻联播之后，播放半个钟头左右的戏曲磁带（那种播音室专用的卧式录放机，圆盘形的磁带，直径足有半尺多长，不知现在是不是都进了博物馆）。有时候，县里会召开会议啦、举办什么活动啦，通过广播播报一下通知，就是所有的播音工作了。

        我喜欢陪在妈妈身边，收听那半个小时的戏曲唱段，听不懂的，妈妈还会慢慢讲给我听，这也许是我对于地方戏剧种、唱腔、流派的最初认知。母亲的这份工作在当时是足以让人羡慕的，你想，这么多的戏曲磁带，想听啥就听啥，这在那个娱乐匮乏的年代，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有一次，我去幼儿园接小妹，妹妹的老师谭阿姨很亲切的和我打着招呼，而且还把她又软又白的手放在我的肩头，阿姨跟你说个事呗，我仰起脸看着谭阿姨欲言又止的样子，似乎在考虑该不该讲，我也纳闷不知道阿姨会有什么事情问到我，谭阿姨微微俯下点身子和气的笑着，漂亮的眼睛就像月牙儿，就是，你看，能不能回去跟妈妈说一下，晚上播完新闻，放一下《卷席筒》好不好，我爸爸想听，跟我念叨好几回了。噢，就这呀，我点点头答应了。

        回家后，我跟妈妈说，谭阿姨的爸爸想听《卷席筒》呢，今天晚上就放《卷席筒》好不好，妈愣了一下，没有做声，只是说，做作业去吧。那天晚上我满腹心事，平时新闻没有播完作业就做完了，可那天一直磨蹭到播音结束，直到广播里传出来海连池那苍凉而又略带诙谐的唱腔，“小仓娃我离了登封小县......”我才放心的收拾书包上床睡觉。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怂恿母亲“以权谋私”。

        而今，母亲早已退休在家，广播、收音机这些重要的娱乐工具也已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更为迅捷而直接，然而，不经意间回首，记忆里的声音依然在遥远的地方播放，让我怀想，如巷口的一株树，如旧日的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