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是杨绛先生逝世一周年，今天得空，谨以此文怀念。
她是才情纵横的文士，是世事洞明的哲人；她差不多跨越了两个时代，看遍这人间的冷暖；她是自由主义倡导者，但为爱嫁入传统家庭。
1928年，一心想报考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她因为在南方没有名额，不得已选择了其他学校，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在心中消逝，大三的时候，跑到清华借读，远了自己的清华梦，也是在她的坚持下，她才遇到了此生挚爱。
母亲曾打趣她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1932年春，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她与钱钟书偶遇，一见如故。
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她亦答道：“我没有男朋友。”
从此，两人书信往来，越写越勤，甚至一天一封。
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牵手走入婚姻围城。他们棋逢对手，互相倾慕。
胡河青曾赞叹：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闸自鸣；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看似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杨绛在学生时期就是特别受异性欢迎的女孩，她的一个室友甚至总结了杨绛具备男生追求女生的五个条件：相貌好、年纪小、功课好、身体健康、家境好。
但遇到钱钟书之前，她从未谈过恋爱，也不与其他男孩暧昧。
她有个特别有名的追求者，叫费孝通，是写《乡土中国》的社会学家。杨绛和费孝通是中学同学，还是大学校友。杨绛明确地拒绝他的追求，划清界限：
“朋友，可以。但朋友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会是我的男朋友，我也不会是你的女朋友。如果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无可奈何，值得认清现实。
直到晚年，费孝通还常把杨绛称为是自己的初恋。而她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
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拜访杨绛。杨绛不太乐意。但人家都来了，总不能拒之门外。后来，费孝通离开的时候，杨绛送他下楼，费孝通年纪大了，走得有些艰难。
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在知难而上了。”
此话一出，费孝通彻底明白了，在杨绛的爱情里，永远只容得下钱钟书一人。哪怕斯人已逝，也没有人可以取代其位置。
其实，钱钟书和杨绛并非门当户对。虽然同出生于书香世家，但钱钟书家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女儿虽宝贝，却不如男儿重要，女儿闺中待字，知书识礼就行。杨绛家则是新式人家，男女并重，女儿和男儿一般培养，婚姻自主，职业自主。
此外，钱钟书和杨绛的性格也相去甚远。
钱钟书个性倔强，率真直爽，感情热烈，甚至有一股痴气甚至傻气在，闹起来就像个孩子。
但杨绛温和低调，冷静识大体，从来不会做太出格的事情，她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懂得如何去保护自己爱的一切。
钱钟书是出了名的生活白痴，这样的男人特别需要人操心，不少妻子会喋喋不休地抱怨。但杨绛却从未批评过他，反而觉得他笨拙得可爱。
钱钟书没有方向感，分不清东南西北，穿鞋不分左右，鞋带总是系死，筷子也用不好。
有一回，在牛津，他从公交车上下来，还未落脚站稳，车就开了，他栽倒在地，满口是血。他居然不知道去医院，用手帕捂着嘴往家里跑，找杨绛帮忙。
杨绛坐月子，没办法照料他的起居生活，钱钟书一下子乱了阵脚。天天都像个孩子一样跑去医院向杨绛低头认错：
“我做坏事了，打翻墨水弄脏桌布。”
“我又做坏事了，把台灯弄坏了。”
“我又做坏事了，门轴坏了门关不上。”
钱钟书母亲曾说：“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世人大似都觉得钱钟书比杨绛名气大，其实在文化圈，杨绛更早出名。她的四幕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后，名声大噪，钱钟书常常被人唤作“杨绛的丈夫”。
但杨绛却说：“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
最美好的爱情，大抵是这样，彼此付出，彼此欣赏，彼此成就。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而后不久，女儿钱瑗也住进一员，全靠她一个人在撑着。她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父女二人的相继离世，对她打击很大，但她仍坚强地走过来，她内心之强大，让人肃然起敬。
她在《我们仨》曾写道：“我们仨就此失散了，现在就剩我一个。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从此，她独自一人，守着安静而充满回忆的家，过上了与世无争的生活。钱钟书留下的手稿她一一整理、出版。
从2001年起，以全家三人的名义成立了“好读书”基金资助困难学生。她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让真正爱读书的孩子，有书读。
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与世长辞，享年105岁，一颗闪亮的星星陨落了。但她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
先生之才，我辈望尘莫及。
最后，用先生的话做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