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两千多年前的中原大地。彼时，我们在辽阔大地上东征西讨、北击匈奴，留下了那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样一个霸气的汉朝，起于汉高祖刘邦，终于汉献帝刘协，前后汉共历二十九帝，享国四百零五年。那是一个既有侠义精神，又有“士”之风骨的时代。侠与士并存，遥想当年，也许一抬头前方就有一位目光炯炯有神的佩剑游侠正意气风发，一回头又是一位腰背永远挺直的白衣书生正执卷诵读。
当年高祖曾在观览秦始皇南巡时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汉宣定胡碑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展示了一个大国的自信和非凡气度。长江黄河奔腾所至，日月光辉普照之处。君可见，汉家威仪，汉家气象。高祖刘邦曾于酒酣之时创作文仅三句却气势磅礴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一句既出，一种矗立在精神高地上的高爽之气随之漫溢开来。透过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光风霁月、胸怀洒落的君子，腰间佩剑，举止有度，潇洒自然。他有一种刚健的生命质感。任它风起云涌，我自岿然不动。
秦末，人民苦于苛政暴政，生活民不聊生，农民们纷纷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层出不穷。群雄纷争之后，刘邦建立了汉朝，史称“西汉”。汉朝建立伊始，中华大地满目疮痍，可谓是百废待兴。汉制多承秦制，但又有所不同，比如立国伊始就推行的“封邦建国制”，是西周分封制和秦朝郡县制的混合体，可惜融合的不怎么完美。因此汉初大封同姓王之后感到安心的高祖不会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正在为日后的“七国之乱”埋下祸根，会成为一个让他的继承者们感到棘手的问题。果不其然，刘邦之后的皇帝登基后不久，各路诸侯王势力的日益膨胀就威胁到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高祖的孙子景帝刘启在这场与各路诸侯的斗智斗勇中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才平息了叛乱；后来景帝之子刘彻采取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王国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即便是为我们后世所称道的汉朝的军事实力，在初建之时亦不敌匈奴。汉初，国家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
经汉初三位皇帝的休养生息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终于积淀了基础的国力。思想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官学；军事上，汉朝尚武，一直实行的“全民皆兵”使得国家军事力量强大，犹如古希腊的斯巴达。其兵力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渐臻佳境，远征匈奴，扬我大汉国威，固我大汉疆土！
尚武的汉朝文武双全，在文化上绝非一介白丁。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的儒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对后世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现在的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那是一种已经浸入民族文化血脉的影响。
以上内容仅从光辉灿烂的汉朝文化史中撷取了几个片段，管中窥豹而已。论及汉朝，绕不开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阴阳五行。这是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无论是政治上，宗教上，或是学术上，皆是如此。古人重祭祀，中华民族历来都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又因为我们自古以来的“家国同构”的传统，一个国家也就像一个家族一样，非常重视祭祀。汉武帝曾祭祀“泰一”，因为阴阳说中曾经述及“天一是阳神，地一是阴神，泰一更在阴阳之前，为阴阳所从出，所以谓之最贵。”《易传》里也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其中，泰一便是太极，天一和地一便是两仪。至高无上之谓泰，绝对不二之谓一，本来是一个哲学里的名词，由宗教家用作神灵的称号，“泰一”指的就是上帝（此上帝非基督教中上帝），在汉代也就约定俗成，根深蒂固了。
这方面，司马迁也曾发牢骚指出当时的史官必须懂得星历。史官们把天上的星辰组成了一个系统，又把天与人的关系组织为一个系统，“天人感应”，天上地下相互呼应，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后世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它很大程度上已经进入我们的潜意识，对于我们的一些决定产生影响。但这种观念在现今社会也不是毫无生命力的，因为它还指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利于我们的环保事业。观念的力量非同寻常，它有一股巧劲，可以四两拨千斤。
汉代重“阴阳五行”，由此也产生了许多衍生品，比如“五德”（金木水火土）和“三统”（黑白赤）。所谓这些五德和三统，所有图谶（chèn）和纬候，莫不是应时出现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些披着“老古董”外衣的“新把戏”，众看官就远远地看看热闹便可，无须深究。即便是当时的统治者们也只不过是将这些谶纬当作一种巩固思想统治的工具，当作其政权受之于天的一种合法性证明，以获得人民的拥戴和敬畏。
汉代，一个对于汉文化有创始之功的朝代。你能从汉赋中发现华丽大气，亦能从汉乐府中找到质朴深情、耐人寻味；你能从汉朝武功中感受到非凡的刚强气度，亦能从汉舞中感受到恣意烂漫；你可能会发现汉朝的尊崇儒术只是一种思想统治，但也会发现文化涵养之后的“士”之风骨……
大浪淘沙，千百年来的楼阁宫阙或许都已不见踪影，但文化的影响一直都在，越是柔和的力量往往更为长久。文化的力量，正如水滴石穿的力量，功夫在每时每刻的每一个当下，而效果却在千秋百代。
汉家气度，千代风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