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语源自北宋观文殿大学士汪洙。封建时期选拔人才唯科举制，故而“读书高”一来意喻追求学识之乐，二则表示读书读到出类拔萃离名利双收的仕途不远矣。从古至今，年月更迭，没了八股文，没了科举，取而代之的是我们都不陌生的应试教育，对相当大一部分人来说，高考考到一个好的大学，算是改变命运的重要转捩点。
可是，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伍继红并未就此迎来飞黄腾达的命运，常人眼里是“名校毕业生”的她，却经历了找工作失败、家庭变故、生育六子却遇婚变等变故，最后“只能做点简单家务，根本无法挣钱”成为当地政府精准帮扶的低保户。
当前，社会对高学历者的自由选择已不再苛刻，如北大学子创业卖猪肉，安徽某师大学生卖菜月入两万，逆潮流的开拓者于开放多元的市场经济时代，选择另辟蹊径实现个人价值并无不妥。但是于1998年毕业于人民大学的伍继红与前面的开拓者明显不同，前者是主动选择进而拥有更好地生存条件，而她是被动踏入命运的泥潭，至此一蹶不振。她曾靠自身努力考入人大，获得一手好牌，后因挫折接踵，时运不济，放弃好牌，委身困境，造就今天之困苦光景。所幸，人大这个“娘家人”知晓后立即伸出援手，希望帮助她归队。
很多吃瓜群众一边感慨伍继红的不幸，一边称人大是最暖心的学校。
仅仅如此么？难道我们不应透过现象看本质，试图找到造成高材生沦落为低保户的些许成因么。
伍继红毕业时因教育制度的变革，已无法享受“包分配”的铁饭碗，从她考公务员遇面试失利、接连应聘多家事业单位失利，及原本有机会进入“海淀档案馆”因迟疑一天被其他同学抢先，甚至在谋得第一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因与同事有矛盾索性辞职，及至后来进入服装厂当工人，遇到同为干体力活的前夫。她的人生基本就此停摆。
不难看出伍同学自身存在不少问题，性格即命运，不无道理。
性格之形成与个体的原生家庭、成长背景/环境有很大关联，在当时家庭教育质量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学校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我们的教育目的，非以输出课本知识为主，而是多方面培养身心健康的人才，针对性格不同的学生给予心理关怀与教化，那么，当年执拗非事业单位不可的伍继红，或许会做出另一番至少胜于当前的选择，这是择业观的问题。
据悉，如今已17年未工作的伍继红，向记者表露想通过人大老师带来的教材，好好学习，仍憧憬进入事业单位拿铁饭碗。想来铁饭碗是她此生未了的夙愿。她可能有所不知，计划经济已然过渡到市场经济时代，只要才学可转成生产力，便有生存的资本；再者，如今即便已拿到铁饭碗的人，亦有不少不惜离职转换跑道发挥自我价值的创新派。
假若没有人大学历，伍继红的判断力、抗压性、择业的灵活性都存在明显缺失。换言之，1998年在考公务员仕途遇挫的伍继红，凭重点大学学历可选择的民企机会不在少数。如因档案学属冷门专业，就业前景不宽阔，大可结合个人优势或爱好再发展第二特长，以作备选跑道，何至于泯灭才学，沦落进服装厂当工人？
再者，学校培养人才身肩两大重任：一是不负家长与学生之信任，全力培养“人”，二是不负社会与用人单位之嘱托，着力锻造“才”，如此方可完成人才之培育。学生入学即入象牙塔，如何在大学四年将学生从只知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转换为适应社会，走出象牙塔了解社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接受压力与挫折试炼，成为正向的新型社会人才，亦是学校不可忘怀的使命。
人人都知“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并将此视为真理警句，如今这句神话被伍继红打破，甚至不妨以概率学推断，与伍继红遭遇类似的肯定非仅此一例。放眼今天，大学毕业生较之1998年多了689万，彼时毕业生在106万时，伍继红就业接连受阻，人生急速走低。那么今天的毕业生要如何就业，以及该抱持怎样的心态与择业观踏入社会奏响自我生存的序曲，是我们，特别是相关同学应当思考的课题。
悲剧的前半生已铸成伍继红不可逆转的过去，重回书本前，愿她读到的不仅是专业知识，还有如何告别困顿，重扬生活之帆，以个人价值回报社会，进而获得有尊严、温饱有余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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