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初稿，终稿已发《大观》杂志。】
「郑重承诺：本文为原创首发，文责自负。本文参与非主题写作之“过年”。」
夜里下过雪，下在现实里，下在我的梦境之外。我被冻醒了，隔壁床空着，老余不在。他不知什么时候出去了，我睡得太死，没听见。窗外一片静谧的白，静得耳朵里嗡嗡嗡吵闹，像孩子的啼哭。一直哭。
我咬着牙穿好衣服，又披上棉袄。当初老余把棉袄拿给我的时候，我嫌它太沉，牢骚身上像压了一座五指山，现今只觉得它体贴。
天气很好，雪上铺了一层耀眼的光。老余扫出来两条通道，一宽一窄，宽的通往大门外，窄的连接墓地，墓地上茫茫的，墓碑林立。灰白里点缀着几抹油彩，我知道那是花圈。远处天空偶尔有烟花闪烁，随后是隐隐的响。今天除夕，人们把来年的愿景寄托在烟花里。
老余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他跺着脚上的雪，嘴里哈着白气，说，“门口站着干啥？齁冷的。”他把我挤进屋，随手关了门，袋子扔在床上，里面滚出一根火腿。他往掉漆的茶缸里倒着水，水流腾腾，“多亏我去得早，晚去一会儿商店就关门了，人也着急回家过年。”我知道他说的是公墓对面的商店，卖花圈纸钱之类的祭祀用品，也卖活人用的商品。双手捧着茶缸，他又说，“过年呢，咱也得改善改善，我买了两袋速冻水饺，一斤花生米，一根香肠，一只烧鸡，两瓶二锅头，一共花了75，咱俩AA啊，你给我37就行。”我说，“给你40，你还跑腿了。”他嗤嗤笑，嘴唇兜着，努力掩饰那颗豁牙，“跑腿无所谓，就当锻炼了。”
保安队一共五个人，走了三个，我和老余自愿留下来，腊月三十到正月初六，七天。我知道老余不是为了那点三倍于平时的工资，我也不是。另外三名同事昨天下午就走光了，家里都有等待他们的人，走得挺急。
宿舍里没暖气，就点了个炉子，人多的时候不觉冷，人一走，把温度也带走了。我往炉子里添了点煤，风口敞开，坐在炉子边烤火，老余在屋子里踱了两个来回，放下茶缸子，说，“我去把墓地的雪扫一扫，一会没准儿有来祭祖的。”我说，“大过年的，谁来。”他说，“你不知道，每年除夕都有人来。”我没再劝他。他就这脾气，闲不住。他扛了扫帚出去，我从门边取了铁锹，跟在后面，说，“我跟你一起去。”他说，“行。”
雪是活的，它们躲开墓碑，落在墓碑旁的冬青上，还有地面。冬青像戴了白色的帽子，在严冬里勉力抖擞着。四只脚踩在雪上，雪咯吱咯吱地抗议。老余挥舞着扫帚，把冬青上的雪扫到地上，我则用铁锹把地上的雪铲到路边。老余一边扫着雪，一边讲述着他所知道的每座墓碑的故事，“张大年，他是公墓的第一个住户，原来住在老郊区，后来郊区开发盖厂房，得迁坟，他儿子第一个响应，张大年的老婆不同意，骂儿子不孝，说要迁坟就和儿子断绝关系，儿子还是背着老娘把坟迁了，老太太得知后，跑来公墓大闹，抱着老爷子的墓碑哭得死去活来，最后生生哭死了。你看，旁边那座墓碑，魏金华，就是她了。”我把铁锹插进雪堆里，问，“那儿子呢？”老余说，“据说被同村的人骂惨了，害一个村里的人少拿了拆迁款不说，还把老娘气死了，你想吧，名声好得了吗？前几年每年清明节他都来，烧了纸，跪在坟前默默流泪，这两年倒不见来了。”我说，“大概搬走了吧。”老余说，“谁知道，也许是放下了。”扫到一半儿，看着另一座墓碑，老余说，“这个李不言，是个小学老师，每年有很多学生来献花，但是从没见过他的家人，听他的一个学生说，很多年前一名女生家长告他猥亵——猥亵，听着就不是什么好词儿，但没告下来，终究影响了名声，学校里邻里间，怎么说的都有，结果就是，李老师打了一辈子光棍，到老了，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当初的几个学生轮流伺候他，给他养老送终，其中就有那名女生。”
汗珠淌到脸上，遇到冬季的冷风，凝成一个死结。
“悬案。”我说。
老余继续扫雪，扫到倒数第二排，停在一座墓碑前，戴着手套擦拭，墓碑上朱红的字迹在他的抚摸下温顺地颤抖。
“卢菊，”我说，“你认识？”
“是我老伴儿。”
我等着他讲他老伴的故事，但他没有。他继续扫雪。
最后一座墓碑，他扫得小心翼翼，好像生怕惊动墓碑里的人。这座墓碑竖起来还没半年，比我来得早一点。
“王默，”老余说，“还是个孩子，好像才上幼儿园，听别的同事说是个意外，我没见过他父母，大概不敢来吧，看不得。”
我把铁锹抡上肩头，说，“我先回去了。”
进屋之后，我洗了把脸，有车开过来，停在门口。隔着玻璃我看到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女的怀里抱着一卷纸钱。男的裹了裹羽绒服，往墓地走去。
过了一个小时，一男一女离去，随后老余也拖着扫帚回来了，他摘下帽子，头上热气蒸腾。我问他，“扫完了？”他答，“扫完了。”
他在屋子里转了两圈，又在门口徘徊了一阵，回来说，“过年总得有个过年的样子，咱也拾掇拾掇。”我问，“咋拾掇？”他说，“大扫除吧。”随后接了半盆凉水，手伸进去，抽出来，又兑了半壶开水，不知从哪搜罗出两块破毛巾，在水里涮了涮，开始擦玻璃。我说，“玻璃挺干净的。”他说，“唉，闲着也是闲着。”我不好意思旁观，说，“那我干点啥？”“随便。”他说。
我装模作样扫了地，把垃圾倒进门外的垃圾桶，再没事可做，站在门口抽烟。我最近半年才开始抽烟，没瘾，有时候一天想不起来抽一根。只是太闲。妻子当初选择和我在一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不抽烟，身上没异味，这理由乍听有点荒唐。后来她还劝我把酒戒了，但我没戒。
老余擦完玻璃，提着一条红秋裤在我面前晃，我说，“屁股上破洞了，扔了吧。”他说，“本来是想扔了的，突然想到是不是可以废物利用一下？”我说，“怎么利用？当抹布？”脑海里浮现他用自己的破秋裤擦桌子的画面，不由一阵恶心。
“你看，它是红色的。”他说。
“嗯，红色。”我随口应和。
“春联也是红色的。”
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了。
“你是大学生吧？”他说，“字肯定写得不错。”
“写不好，”我说，“而且很多年不写了，都是用电脑。”
“那也比我强，”看来他认准了我，“你来写对联，我来贴。”
说完，他从兜里掏出一支记号笔，我接过来，没再推脱，他显得很兴奋，用菜刀把秋裤裁成两条，平铺在桌子上，朝我挥手，“来吧，大学生。”
我紧握着笔，生怕写错，每个字斟酌几遍才落笔，毕竟红秋裤只有一条，不能浪费。等我写完，老余在一边念起来，“丰年飞端雪，好景舞春风。果然是文化人，就是不一样。”我说，“瑞，瑞雪。”他讪笑，豁牙的黑洞抖动。
没有胶水，也没有胶带，不过这难不倒老余，他用白面熬了一锅浆糊，两根筷子在里面搅动，直到松开手，筷子还戳在浆糊里，才关了火。老余盛了一碗糨糊，用牙刷蘸着，涂在门口两侧的墙壁上，贴上红秋裤，还蛮喜庆。老余端详着春联，拍着脑袋说，“差个横批。”我说，“还有红秋裤吗？”他说，“没了，红裤衩有。”我说，“呸，别恶心人了。”他说，“没破，我还舍不得呢。”
中午我们在炉子上煮了锅热汤面，盛在碗里，洒把香菜末，绿油油的，映得整间屋子都春意盎然，买的酒菜放着，晚上享用，这是老余的意思，晚上要守岁，边吃边喝，可以一直喝到明年，预示着一年里吃喝不愁。很明显这是迷信，但我没戳破，毕竟愿望是好的。
可能是离太阳更近的缘故，屋顶的雪最先融化，水珠顺着屋檐淌下来，滴滴答答的，在雪上打洞。我和老余相对打着饱嗝，压过远处星星点点的鞭炮声。我说，“真冷清。”老余说，“今年好多了，往年就我自己，想找人说话了，只能去墓地。”我一哆嗦，他说，“别怕，就是去跟我死去的老伴儿说说话，”一拍脑袋，“真是的，差点忘了。”从床底下拽出皮箱，取出几张纸钱，“给她烧点钱过去，她好在那边置办年货。”我说，“你真周到。”他毫不掩饰自豪，“她在的时候，也这么说。”
等他出去了，我在他皮箱里抽了两张纸钱，悄悄装在兜里，等他回来，我说，“你歇着，我出去转转。”
一座座墓碑默然着，对于我的到来无动于衷，旁边两陇雪堆正在偷偷哭泣，泪从边缘渗出来。我烧了纸钱，在墓碑旁坐了一会儿，有一只麻雀无视我的存在，落在墓碑头顶，一只脚藏在肚皮下，观着天象。天很蓝，一朵云都没有，云在昨夜零散成雪，在地面重新聚拢，它们沾了泥污，没办法再回到天上。我不想惊动麻雀，但它还是没能停留太久，出了会神，抖抖翅膀飞走了。
我靠着墓碑，不知不觉睡着了，雪后的太阳很好，它一直温暖着我，以致我一觉睡到傍晚，我做了个模糊的梦，梦里车灯闪烁，一个孩子的声音喊着爸爸，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我想找到声音的来源，但灯光实在强烈，阻挠着我的视线，直到我被鞭炮声吵醒。太阳回巢了，夜色涌上来，将我淹没。很远的地方有烟花在暗蓝的天空上播撒光的种子，闪烁，被夜的土壤掩埋。房子里的灯光亮起来，门开了，老余站在门口，举着手电，光柱在黑暗里乱搅。他在找我。我站起身，腿麻了，扶着墓碑缓了会儿，才顺利迈动脚步。
我走到老余面前，手电光柱定在我的胸口，他说，“你跑墓地干嘛了？”我说，“我也想找个人说说话。”他笑了，我也笑。
“你别学我，”他说，“学不了好儿去。”我说，“那倒不至于。”他拉着我的胳膊，“桌儿都摆好了，咱边喝边聊。”炉子旁边支了个小方桌，烧鸡撕碎，香肠切片，花生米堆成一座小山，酒瓶立在茶缸子里，茶缸子丝丝缕缕涌着热气。我们相对坐下，各自杯里倒满酒，他又把酒瓶放回到茶缸，茶缸蹲在炉子旁边。
“事先声明，”我说，“就这一杯，多了不喝。”老余瞥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不满，但没表达出来，“咱喝文明酒，不强求。”我说，“谢谢理解。”碰了下杯，我抿了一小口，十几块的二锅头，口感清淡。他一口喝下去三分之一，喝完咂了咂嘴，嚼了颗花生米。
“你来多久了？”老余问。
“半年吧，记不太清了。”我记得很清楚，八月末，临近学生开学，我离了婚，走出民政局，直奔公墓应聘，正好有个保安回家结婚，刚离职，我得以迅速补上。
“半年一抹眼就过去了，十年一晃也过去了。”老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同事，据他自己讲，他在这里工作十年了，是工龄最长的员工。除了嘴巴有点碎和不爱洗脚外，人还不错，“你家离得远吗？过年也不回去。”他说。
这话我没法回答他，我地理上的“家”就在市区，开车半个多小时，但那不是心灵上的“家”，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供人居住的壳。我的家早已坍塌。“挺远的。”我只好撒谎。
“那你在狮城挺久了，一点外地口音都没有，我刚来的时候，听不懂狮城方言，狮城话太硬了，直来直去，语速又快，就像机关枪扫射。”老余夹起一截鸡大腿，填进嘴里。
“你不是狮城的？”我好奇起来。
“不是，”他咽下鸡肉，说，“我凤城的，不过在狮城几十年了，十八岁？差不多，反正初中毕业后，就自己跑出来闯荡。说到口音，只是你没注意，有些字改不过来的，比如丧海的丧。”
我思索了一会，才明白他说的是上海。“那就在狮城安家了？”我问。
“嗯，喝酒，”我们碰了下杯，喝了口酒，他继续说，“户口还在凤城，但我早把自己当成了狮城人，死也要死在这儿，埋在我老伴儿旁边。”
“她是狮城人？”我忍不住问，“我是说你……老伴儿。”
“她是土生土长的狮城人，”他又喝了口酒，这次没叫我，“不瞒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我家境不好，老娘死得早，老爹也不管我，一下学就跟着一帮混子混，溜门撬锁，一路作案，从凤城到了狮城。”
我说，“没看出来啊。”
他说，“这叫深藏不露，不是跟你吹，现在你随便拿把锁给我，不出一分钟我就能给你打开。”
我说，“厉害。”
他说，“这不值得炫耀，那天我提前踩好了点儿，翻墙进去，屋门锁着，我打开锁，翻箱倒柜没找到值钱的东西，只在躺柜上的篮子里找到几块年糕，金灿灿的年糕上镶着红彤彤的大枣，看到它我就觉得饿了，抄起一块就吃起来，吃得急了，加上年糕太黏，糊住嗓子，我一时喘不上气来，差点憋死。”
“后来怎么样了？”我刚夹了一片火腿，还没来得及送进嘴里。
“多亏了我老伴儿。我躺在地上抽搐，里屋门开了，一个姑娘双手撑地从里面爬出来，她把手伸进我的嘴里，又抠又捣，把我救了过来，顺便还把我门牙揪掉一颗。”他又咧开嘴，黑洞深不见底。
“所以你就以身相许了？”我冲他举了举杯。他端起杯，回应着我，“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就想，我这命是她救的，以后我随她差遣。”
“她差遣你了吗？”
“差遣了，第一件事就是让我转行，走正路。”
“那你应该感激她。”
“是。我在狮城当地找了个跑堂的工作，隔三差五去看她，没多久我们就确定了关系，转过年来就结了婚。”
“挺好的。”我说。
他摇摇头，“结婚后我才知道，她不光腿有问题，肚子也有问题，生不出崽儿。”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低头喝酒。
“她问我介意不，你说我介意不？谁他妈是圣人？你说我介意不？”一杯酒见底，他的黑脸堂泛起紫色的酒晕，“看着别人家的娃活蹦乱跳，我做梦都想要一个。”
“可以领养。”
“我也这么说，可是她不乐意，说我照顾她一个就够累了，再加个孩子，怕我顶不住。”
“心疼你。”
“也许吧。”他从茶缸子里抽出酒瓶，给我倒酒，我捂住杯口，里面还有半杯，于是他把自己面前的杯子倒满，说，“十年前，她得了一场暴病，人没到医院就死了，人人都说我解脱了，还有人背地编排，说是我害死她的。”
“所以你来墓地工作是赌气？”
“说不上来。”
很快他喝完了两杯酒，我喝了一杯，他的话越来越稠密，肢体动作也越来越夸张，接近十点时，窗外烟花闪烁，噼里啪啦的声音在空中传递。
老余说，“忘买鞭炮了。”我说，“不放也没事儿。”他说，“图个吉利，特别是在墓地上，听说鞭炮可以驱邪。”我说，“那是封建迷信。”老余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站起身，抄起案板上的擀面杖和不锈钢锅盖，腾腾出了门，我跟出去，只见他身子转动，脚下踏着神秘舞步，双臂挥舞，擀面杖敲击锅盖，发出哐啷哐啷的声响。他问我，“像不像放鞭炮？”我感到有些眩晕，没有回答他。他又说，“你别不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去年有段时间，每到半夜，我就听到墓地方向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后来我买了一挂开天雷，在墓前点了，才太平下来。”
我不由打了个战，耳朵里隐隐约约有一个女人的哭声回荡，那声音如此熟悉。
我们返回屋中，坐在方桌旁，他搓着手说，“要不要再整点？”我说，“不了，只能喝一杯。”他给自己倒上，一瓶酒见了底，说，“你真不好酒。”
我没告诉他，半年前我不是现在这样子。那时候我在狮城一家颇有名气的白酒厂上班，负责维护和开发经销商，几乎每天都有酒局。我不闹酒，也不拒酒，喝多是常态，偶尔也会烂醉如泥。妻子说过我几次，全没效果。那天我喝了一瓶天之蓝，还没尽兴，接到妻子的电话，说儿子病了，要我赶快回去。我赶到家，妻子抱着五岁的儿子等在门口，她说打了车，还没到，我说别等了，看病要紧，我开车。她劝我，你这是酒驾，容易出事。我说，没喝多，能出什么事，给孩子看病要紧。我打开车库提车，车头向里，要倒出来，车库门口不远停了辆三蹦子，锁在树上，我让妻子在车后面看着点，别怼了三蹦子，我钻进车，打着了火，松手刹，挂R档，踩油门，油门踩大了，车子一声轰鸣，射出车库……
十一点二十五，还有三十五分钟，我们将进入新的一年。老余又喝光了一杯酒，我说，“别喝了，我来煮饺子。”他说，“好，我先去撒泡尿。”踉踉跄跄走出了门。我在锅里接好水，准备煮饺子，刚拧开煤气灶，老余扒着门框喊我，“你过来，看看，这是啥？”
天空被烟花点缀成一座花园，不断有花开放，枯萎，开放，枯萎，鞭炮声此起彼伏。老余搭着我的肩，手指向墓地，他说，“你帮我看看，我是不是眼花了？”一个纤细的剪影正一瘸一拐向我们走来，光线明灭间我得以看清她的轮廓。“是一个女人。”我说。女人慢慢逼近，老余牙齿打着战，说，“怎么办？”我拍着他的背，“不要怕，她是人，活的。”女人站定在我跟前，她比以前瘦了，跛脚幅度有所缓解，看来不久将痊愈。我看着她，看着她，很多话积压在喉咙里，左突右撞，苦寻出口，“你来了？”最后只勉强吐出三个字。她的右手高举餐盒，笑了笑，也许没笑，是我的错觉，她说，“我来陪儿子过年，顺便给你捎点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