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待人处事的态度一直都没有变过：新认识的人，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先选择相信，直到你证明自己不可信为止。好处是，这种傻大姐的个性使我的人际相处变得简单，也节省了不少因猜测和不信任所增加的交际成本。坏处是，从小到大，我还是遇到过几次刻骨铭心的被骗经历。最惊心动魄的，是在广州那一次。
我是个爱蹦跶的人。大三那年的暑假，很早就计划从重庆去广州找好友玲玩两天，然后再从广州回家。因为那时没钱买手机，在出发前给同学打了电话，说了抵达广州火车站的时间后，就一路傻呵呵地坐火车去广州了。
抵达广州火车站是凌晨5点。随着一大波到广州打工的民工一起，我睡眼惺忪地出了站。在出站口等了半个小时左右，也没看到同学的影子，我便拖着疲惫的身体，带上行李，找到公共电话机给玲打电话。手机没通，我挪到旁边，打算过一会儿再打。不想电话突然响起，我一箭步冲过去，兴奋地接起，说：“玲！怎么火车站没看到你啊？！” 电话那边却是一个慢吞吞的男声。他说他是阿辉，朋友太忙，便委托他来帮忙接人。我没有去想为何朋友一大早就已经开始忙，也没去想为什么不是玲本人来给我回电话，满心只有马上就要见到同学的兴奋。这么拙劣的骗术，应该现在的中学生也骗不到吧？然而当时的我居然就信了。
我拖着箱子，疲惫至极，但一想到很快就要见到同学，还是很雀跃。根据他的指引，我找到公车站，坐了大半个小时，终于到了那个指定的XX村的公车站。当时不是交通高峰，公车上也就二、三个人。一下车，村口只有一个近27、28岁的男人骑着摩托停在路边。他个子中等，国字脸，表情有些凝重。看到拖着箱子的我，他便招手示意。我记得当时自己像是见到朋友一样，冲过去，开始兴奋地描述自己一路过来的糟糕经历，而他却没怎么搭话，随意地应和着。我把行李搭在两人之间，坐上他的摩托车，一手扶着行李，一手抓着后座，七拐八拐了十几分钟，终于到了一个城中村的出租房。
看到我拉行李很吃力的样子，阿辉就帮忙把行李抬上了三楼。整栋楼都很安静，住户们估计都去上班了。房间是城中村很普通的单间，一间房里带一个小卫生间，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就已经占去绝大部分空间。我一进屋，放下行李，便嚷嚷着说火车坐了太久，脏兮兮的，想洗个澡。阿辉表情看起来有点奇怪，但还是指了指卫生间。洗完澡出来时，发现房里多了个精瘦的男人，看起来30多岁的样子，叫阿勇。阿勇说：“玲要等到下班才回来了。你先在这儿休息吧。” 想到还要等大半天，当时沉迷打牌的我叹了口气，说：“唉，那还要等很久呢。不如我们打牌吧，我带了扑克牌。”两个男人对视了几秒钟，然后阿辉说：好啊。
于是，我们便坐在床上开始边打牌边等。我打牌时比较疯，表情和言谈都很夸张，虽然牌技一般，但喜欢打牌的热闹氛围。我的牌风，可基本参考小猪的浮夸演技。我们打着牌聊着天，一直在说笑，印象中玩得还挺开心。正聊着天，我嗅到了阿勇听似正宗的北方口音夹杂着一点儿四川味。我当时正在练语音，对发音非常敏感，便随口问了句：“你是四川人吧？”阿勇脸色一变，似乎吓了一大跳，问：“怎么可能？！我是北京的！” 我有几分得意地说：“嘿嘿，你骗不了我的！我是学语言的。你的普通话虽然算很标准，但可惜偶尔N和L不分。” 阿勇沉默了。从那刻起，气氛似乎变得有些异样，但我也没去想太多。
中途阿勇说去上厕所，打牌暂停。过了几分钟后，他从厕所出来，一步步走近我，然后不知从哪儿抽出一把刀，满脸狰狞恶狠狠地对着我说：“你，快把银行卡拿出来！不准喊！！” 我当时吓呆了，不知该如何是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突然间意识到了些什么，泪水开始哗哗地流。我不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大概都是些求情或害怕的话吧。阿辉快步走过来，一语不发地搜身，把我藏在牛仔裤小袋子的200多块现金拿走。我边哭边根据指示找出银行卡，写下密码。
阿勇拿走我的银行卡，离开房间出去取钱。房间里一片静默，之前打牌的所有欢乐氛围都散去了。阿辉挪到门边，对着我，却没在看我。我拼命压抑自己的哭声，但却怎么也压不住，直到浑身开始发抖。不知道哭了多久，直到毫无力气了，我才停下来，呆呆地坐在床边，大脑一片空白。我当时不知所措，但却依稀感觉有个冷静的人漂在半空看着我。那个人给了我一种奇怪的力量，让我渐渐平静了下来。它在用余光在打量着这间房，似乎在告诉我不要反抗，听他们的指示。我开始恢复理智。我知道自己无处可逃，试图挣脱逃跑可能会没命。我暗自决定，不管要发生什么事，都要默默地承受。
不知过了多久，感觉有一世纪那么长，阿勇一直都没有回来。阿辉中途接了几个电话，一听，果然是川渝的方言。我问阿辉：我待会儿还可以见到我的朋友吗？他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面色轻松地说：“不然我们打牌吧？” 而我也像失了魂一样，喏喏地说，好。然后两个人开始默默打牌。打了好一阵儿，我似乎有点忘了自己正身处一个骗子集团窝里，不自觉地恢复了先前开心打牌的状态。我们边打边说笑，就连阿勇何时回来我们都没有发觉。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天因为银行的网络不稳定，阿勇一直取不到钱，试了几个小时都没有成功，便放弃了。直到下午快5点，他们决定放我走。离开的时候，阿辉把我送到公车站，塞给我十块钱给我坐车。上车前，他还笑着递给我一张纸条，说：“妹子，我家确实是重庆那边的。这是我家地址和手机号码。你回到学校后可以联络我，我们再约打牌。” 我点头告别，然后拖着行李上了公车。
一上车坐好，看到公车门关上的那一刻，所有的害怕和委屈汹涌袭来，我的泪水又跟决堤的大坝一样疯狂喷泻。我一直哭，一直哭，直到后来找到报亭的电话，才联络到玲。玲看到我时，真的吓坏了。她一直在火车站等不敢走开，接到我的电话才赶来遇我。见面时已经快晚上了。她在大街上，抱着浑身发抖的我，直到广州的晚风将我慢慢平静下来。当天晚上，玲陪着我，两个人聊了一夜，直到天亮。我们到现在还是非常好的朋友。
后来，我琢磨清楚了这个骗术：他们应该是一个团伙，有人就专门蹲守在火车站广场的暗处，等候像我这样跟朋友失联的傻白甜。只要电话一挂，他们就会立马拨打公共电话机的号码，制造出回机的假象，然后再把人骗到他们的地盘，开始讹钱。
我很幸运。那天原本可以发生很多登在社会新闻版面上的事件，但我毫发无损，只是损失了200多而已。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几个好友，她们都听呆了，纷纷感叹我的幸运。我也曾把这个故事告诉前任，他听的时候，只说了句：“你太幸运了。以后要注意，不要那么容易被人骗。” 然而后来分手时，这鬼居然说，他从不相信那天什么都没发生过，我暗自庆幸我们分手了。我从不敢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父母，怕他们会担心。每次回想，我都还会有些后怕，但更多的，还是庆幸和感恩。
我留着阿辉的地址，直到后来毕业才丢了。回到学校后，我当然没有联络过他。因为有地址，朋友还鼓励我去报案。不知为何，我居然有了一丝原谅他们的想法。我虽然不愿意再回顾当时那可怕的感受，但我并不恨他们。
回想那天，应该还是有些什么，没让他们向我下毒手。是自己太大番薯（笨），太容易被骗导致骗子动了恻隐之心，还是其它的原因，让我安然度过了那个可怕的危机？不得而知。
然而，我深信那天确实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稳稳地保护着我。从那以后，我一直对未知的事情非常敬畏，我相信有远超人类认知的力量，在默默注视着我们的所作所为。
那年，我在广州捡回一条命。从那以后，我不会再随便听一个男人的指示跟他走，但对新认识的朋友，我依然还是会选择相信，直到你证明自己不值得被信任。我始终认为，孰是孰非，时间总会给出答案，而捡回的这条命，也让我能更淡然地看待一切。谁又能说，这不是幸运呢？
后记：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玲今天看到这篇文章，说对此事一直感到愧疚。她告诉我，后来有新闻报道了：那段时间，很多公共电话机都被人为地卡住，打不通。那是一起有预谋的讹钱行动。
不知道其他同被讹的“傻白甜”，是否会像我那么幸运？希望那个神秘的力量，也同样在庇护着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