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红楼梦》最吸引人的地方，当属贾宝玉与林黛玉间的缠绵爱情，很多人沉浸在二人的美好爱情之中，体味着少男少女面对爱情时欲罢不能的甜蜜与烦恼。

从二人的打情骂俏中，单身者为其寤寐，恋爱者从中借鉴，成家者回味其甘甜，年老者感叹其美妙。情之所至，心之所往，许今生宏愿，期来世共赴，真情换真心，真心得知己，知己相逢，胜却万千。多少人因知己难觅，而幻宝黛之美妙，宝黛二人的佳话成了世人的清醒剂，为那人间难寻的知己提供了一个心向往之的范本。

然而曹雪芹的本意真的是为了歌颂宝黛二人缠绵悱恻的爱情吗？

第一回求仙问道的空空道人经过石头的一番讲解后，再检阅翻视了一遍石头上所刻的故事，对《红楼梦》所写内容进行了总结性描述。

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红楼梦·第一回》）

由此来看，《红楼梦》一文的大旨是谈情，但《红楼梦》中的情是实录其事，又不像别的书中那样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的假拟妄称。

在甄士隐的梦中也提到了作者所写的这段故事中的情与前人所述不同。

那道人道：“果是罕闻，实未闻有还泪之说。想来这一段故事，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

那僧道：“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再者，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想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

作者通过僧道二人的对话阐述了他所写的这一段故事中的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与历来的风月故事全然不同，历来故事都没有将人的真情发泄出来，可见《红楼梦》一文要将世人的真情发泄一二，《红楼梦》所要写的便是人间的真情。

那我们就不得不问什么是真情？如果曹雪芹不给我们提供答案，我们又如何能知？这个答案就藏在后四十回中。

因为对后四十回的争议，很多人不承认后四十回是曹雪芹所写。笔者认为后四十回全是曹雪芹的文字，并且一○三回到一二○回是曹雪芹最后定稿的文字，八十一回到一○二回是《红楼梦》早期文字，最后因为曹雪芹逝世没有完成修改。笔者在此处不过多论及这个观点的原因，在后文中的适当时机给出解释。

曹雪芹所认为的真情在第一一一回鸳鸯去世的时候才点出来。

鸳鸯的魂道：“我是个最无情的，怎么算我是个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还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欲之事当作‘情’字，所以作出伤风败化的事来，还自谓风月多情，无关紧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便是个性，喜怒哀乐已发便是情了。至于你我这个情，正是未发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样，欲待发泄出来，这情就不为真情了。”鸳鸯的魂听了点头会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红楼梦·第一一一回》）

曹雪芹认为“情”是喜怒哀乐已发的产物，在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是个性，喜怒哀乐已发便是情，但是喜怒哀乐已发之情又不属于真情。情由喜怒哀乐所表现出来，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喜怒哀乐表现出来的时候，这样的情又不属于真情。

这真是绕得人头大，一时说喜怒哀乐已发是情，又说发了出来后又不是真情。到底想要说什么？难道真应了那句“所谓的哲学就是不好好说话”吗？

当然不是，因为此时是第一一一回，作者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将什么是真情给解释了，此时只是用秦可卿之魂点了出来。我们要真正理解作者利用秦可卿所说这段话的用意，我们就需要通过用前面文章来理解，但是从目前人们对八十回的分析来看，《红楼梦》的情与秦可卿所讲的这句话完全不搭嘠。难道后四十回就不是曹雪芹所写的内容吗？

先不要这么急于否定，难道就没有可能是我们没有理解前八十回的意思，同时也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从而对《红楼梦》所谈的情没有一个全方位的理解，造成了对整部《红楼梦》理解的偏差。既然我们用《红楼梦》的文章来理解秦可卿所说这句话的意思的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何不换个路走。先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后，再回过头来看《红楼梦》。

秦可卿所说的这段话并非曹雪芹的原创，而是取自儒家经典《中庸》，所以我们要真正理解曹雪芹在这里所说的话的意思，我们还得从曹雪芹思想的根源《中庸》去寻找答案。《中庸》首章写道：

中庸（节选）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

天命之谓性，那么何为天命呢？天命也，按天之理而行谓之命，天命便是天地万物的运行之理。从我们前面的文章分析来看，当阴阳二气处在无知无识的状态时，一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运行，这种始终保持着沿正确方向运行的无知无识状态就是天命。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无知无识的状态是阴阳二气不产生正邪意识的状态，但是阴阳二气有阴阳相感的知与识。阴阳相感不过是气赋而成形的过程。气赋而成形造就万物生生不息。万物生生不息才是宇宙变化的根本，所以《周易》说“生生之谓易”，“天之大德曰生”。“天命之谓性”中的“性”的本字就是“生”，只是在后来为了区分加了偏旁。所以这里的“性”就是说天地万物在无知无识中繁衍生息。

所以“天命之谓性”说的是赋阴阳二气聚而成形的人或其他万物的本性就是在无知无识中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不断地繁衍生息。阴阳相感是每个赋而成形之物所具有的本性。

“率性之谓道”说的是聚而成形的人或万物按着阴阳二气本来无知无识的规律运行就是道。

“修道之谓教”是说阴阳二气的运行规律最开始并不为人所知，当圣人参悟了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之后，于是就有了一个先知者，先知者教导后知者，使每一个后世来者通过学习明白天地的运行规律，能够真正地趋近于道运行。后世者学习的这个过程就叫做修道，先知者教的过程就叫做教。

道是天命的下一层级，天命是最高的存在。道向着趋近于天命的运行方式使每一个聚而成形的个体得到更好的发展。修道之谓教就是儒家重视教育的原因，教的出现便是人类文明的开始。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说天地万物赋阴阳二气所生，阴阳二气只要处在无知无识的状态就能按着天命的规律运行，所以道时刻与我们相伴在一起，永远不会与我们分离。如果道能与我们分离，那么这个道也就不是真正的道。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由“是故”二字可以看出这句话是承接前文“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所得出的结论。因为道不可能与我们相离，而万物又是在无知无识中才能真正地符合道的运行规律。但是我们人又是产生了知与识的动物，我们很容易在产生知与识的过程中使自己偏离了正道。所以真正有德的君子在获得知与识的过程中极其戒惧谨慎，害怕自己获得的知与识没有认识到真正的“道”。虽然圣人先贤已经感知到了道的真正含义，但是随着世人对道的解释不断增多，对道的解说也各不相同，对于圣人先贤所感知到的道到底是何，后世者已经不甚明了，所以君子害怕自己从别处闻来的不是真正的道。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极其不好理解。不能理解这句话，也就不能理解道的运行规律。这句话是承接前文不睹不闻道而来，为什么会出现不睹不闻呢？“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道中没有被我们看见的部分才最精深，没有呈现出来的才最精微。“莫”是没有的意思，“见”是被我们看见的意思。“显”是呈现的意思，“隐”是精深、精微之意，取自《易经·系辞上》：“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在《中庸》后文中也提到“君子之道费而隐。”这里的隐也是精微之意。

“故君子慎其独也。”“故”是因此的意思，承接“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得出的结论，这句话翻译为：所以君子务必要经常处在不受外界干扰的状态。因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部分并不是道最精深、最精微的部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部分很容易影响我们对于道的认识，所以我们务必要独处，这样才能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使我们回归到无知无识的本性中。

为什么没有被我们看见的才最精深，没有呈现出来的才最精微呢？

在《从贾宝玉说赤子之心无知无识看人如何产生知与识》中，我们已经论证了人知与识的产生过程。

赋而生人之气在阴阳之至感中形成了人的躯体，人的躯体是由赋而生人之气按着其形状控制着已经赋而成形之气组合而成。赋而生人之气在无正邪意识中无知无识地控制着躯体正常运行，如果阴阳二气的正邪意识没有被感发，那么人不可能产生知与识，如同未出生的胎儿那样处在无知无识的状态中。只有在赋而生人的阴阳二气的正邪意识被感发后，赋而生人之气开始产生知与识，其又控制着由赋而生躯体之气所形成的器官产生知与识，通过眼看、耳听、口讲、鼻闻、舌尝、肤触获得知与识。

赋而生人之气与形成躯体之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人通过眼所看、耳所听、口所讲、鼻所闻、舌所尝、肤所触获得知识，最终作用于大脑并在大脑中记忆储存。大脑将其所产生的知与识通过一系列活动传递到人的心、肝、脾、肾、肺等器官，这些器官的运行又反过来作用于赋而生人之气，使赋而生人的正邪二气受到感发产生意识，赋而生人之气又由赋而生心脏之气主导，正邪二气的意识又反过来作用于心脏，使我们人产生情绪。心脏又作用于肝、脾、肾、肺等器官的运行，控制我们的大脑，于是又控制人的躯体产生行动，控制着眼看、耳听、口讲、鼻闻、舌尝、肤触获得知与识。赋而生人之气与形成躯体之气相辅相成。

当我们以眼所看、耳所听、口所讲、鼻所闻、舌所尝、肤所触获得的知与识来控制着人的行为时，此时所得到的知与识是通过由正邪二气所控制的其他的气所聚而成的人体的各个器官获得，其知与识到底符不符合天命运行之理就很难说。

我们在处事的时候，很容易将自己眼所看、耳所听、口所讲、鼻所闻、舌所尝当成是真正的知与识来看待。如果此知与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能行走在符合天命运行之道上；如果此知与识是错误的，就会与天命运行之理相背离。不管符不符合天命运行之理，只要正邪二气产生知与识，都会反过来作用于赋而生人之气。

因为赋而生人之气由正邪二气共同控制，当人产生知与识时，那么正邪二气就产生了意识，这时人的知与识由正气与邪气共同来控制。

当一个人的赋而生人之气几乎全由正气控制时，这个人不会因为由眼、耳、口、鼻、舌、身等器官从外界所获得的知与识而影响自己，人处在对外界无知无识的状态，其永远行走在正确之道上，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此便是圣人的状态！

当一个人的赋而生人之气由正邪二气共同控制且正气占主导时，此时正气的意识会被邪气所激发。如果我们由眼、耳、口、鼻、舌、身等器官从外界所获得的知与识符合天命运行的规律，我们按此知与识思考或行动，这时就符合正气的运行之理，就会给与邪气作斗争的正气以积极的反馈，正气就会将这种意识作用于心脏，我们宏观的人就会产生喜乐的情绪。同时赋而生人之气能很好地运行，促进心、肝、脾、肾、肺等器官很好地运行，那么人就会很健康。当正气运行很好的时候，邪气的意识就会被正气所压制，此时的邪意很难产生，这时人就会不断地向着正确的道运行，就会得到天命的庇佑。

但是如果人只以外界所获得的知与识行事时，人生活中又难免不会遇到使不符合正气运行的知与识，所以人会经常乐极生悲。

当一个人的赋而生人之气由正邪二气共同控制且正气占主导时，如果我们由眼、耳、口、鼻、舌、身所获得的知与识不符合天命运行的规律，我们按照此知与识来思考或行动，这时就不符合正气的运行之理，当正气感知到整个躯体没有向着天命运行之理运行，就会给正气以消极反馈，使正气产生意识并作用于心脏，人这时就会产生忧虑的情绪。如果人此时调整过来，回归于无知无识本性，寻找到符合天命运行之理的知与识，不把自己从外界所获得的错误知识当成真理，意识到这种知识的错误，那么人就会消除忧虑的情绪。如果人没有回归到无知无识的状态，将从外界所获得的不符合天命运行之理的知与识长期当成真知真识，不断地给正气消极反馈，就会使正气长期处在消极意识中，伺机而动的邪气乘虚而入，正邪二气相互搏斗，使赋而生人之气运行不畅，作用于心脏，人就会长期处于忧虑的状态。长期下来就会造成其他器官运行不畅，使人产生疾病。如我们上一节分析秦可卿的病一样，尤氏当着磺大奶奶说秦可卿“心细，心又重，不拘听见个什么话儿，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才罢。”就是因为秦可卿只以所听的一切为主导，没有将所听的回归于本心本性之中，最后不符合阴阳二气的运行规律，慢慢忧郁成疾。这里所说的本心本性是赋而生人之气所具有的无知无识状态。如果在正邪二气相互搏斗中，赋而生人的邪气战胜正气，人就由好变坏，这时的人就会将错误的知与识当成真知真实，最后人也就不会对错误的知与识产生忧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在第一次做坏事时感觉心里很不安，坏事做多了就不会再有最开始的忧虑，反而感觉理所当然。

当一个人的赋而生人之气由正邪二气共同控制且邪气占主导时，如果这时从外界获得的知与识符合天命的运行规律，不符合邪气破坏天地万物赋而成形的规律时，这时就会给邪气消极的反馈，作用于心脏，使此人产生愤怒的情绪，人就会做坏事。如果人长期将此知与识当成真知真实来看待，这时就会给正气积极的反馈，正气就会压制邪气的意识，最终如果正气战胜邪气，那么这个人就会由坏变好。

当一个人的赋而生人之气由正邪二气共同控制且邪气占主导时，如果这时从外界获得的知与识不符合天命的运行规律，符合邪气破坏天地万物赋而成形的规律时，就会给邪气积极的反馈，此意识作用于心脏，使人产生喜乐的情绪。同时也促进心、肝、脾、肾、肺等其它器官很好地运行，那么人同样会很健康。所以恶人在干坏事时，也会有一种极强的满足感，当符合邪气运行规律时邪上加邪，由邪气所控制的人就会极其的残忍，极易做出坏事来，最后走向恶的深渊。但是邪气运行不符合天命的运行规律，虽然此人健康，也能在做坏事中得到一时的快乐与满足，但最终会受到天命的惩罚。

正邪二气在无知无识时都会回到天命的运行规律上来，所以这些恶人在独处时，也会反思自己的行为，这时会产生害怕、不安的情绪。

所以不管是符合正气运行规律还是符合邪气的运行规律，我们只以眼所看、耳所听、口所讲、鼻所闻、舌所尝、肤所触的一切当成是真实的一切，而没有回归于无知无识的本性之中，没有去思考其到底是否符合天命运行之理。只以最终产生的喜怒哀乐情绪主导我们人生的一切，那么我们人最后只不过是梦幻一场。所以《中庸》引用孔子的话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所以说没有被我们看见的部分才最精深，没有呈现出来的才最精微。不管是被我们看见还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道，都是通过赋而生我们的阴阳二气以及由此阴阳二气所聚而成的眼、耳、口、鼻、舌、身感发获得，这种知与识可能符合人无知无识中所具有的天性的运行规律，也可能不符合。而这种知与识就是我们大脑储存的知与识，大脑就是古人说的外心。大脑所获得的知与识并不一定就符合天命的运行之理。

隐藏在我们所见所闻的知与识背后的阴阳二气无知无识地正确运行才是人的本性，无知无识状态的阴阳二气就是我们人内在的本心。所以我们不要将自己从外界所获得的一切当成真正的一切，而是要回归到本心本性之中。所以君子要不断地学会对外界的花花世界有一个内在的心定。

所以“君子慎其独也”，就是要求君子在行事时务必做到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也就是务必独处中不受到自己的感观所影响，而真正回归到符合天命运行的无知无识状态中。将自己从外界所获知的一切都放空，从本性出发去感知这一切，最终回归到理上来。不偏离天命的正确运行之道，才能发现道最精深、最精微的部分。

于是《中庸》继续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什么是“中”的状态呢？就是赋阴阳二气而成形的人或物无知无识的状态，因为阴阳二气的正邪意识没有被感发，所以阴阳二气运行的每一步都符合天命的规律，这时的阴阳二气处在中的状态。当赋而生人之气没有受到感发，也就不会使我们躯体有所行动，整个宏观的人也就处在中的状态，并且能运行在正确的道上。

但现实中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中的状态，天地万物有阴必有阳，赋而生人的阴阳二气有正必有邪。不可能出现只有正气而没有邪气的人。如果真有这样的人，笔者猜测一定是地球上形成的第一对男女。在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只有正气而没有邪气所赋而生的人。

当人赋正邪二气所生后，邪气破坏的意识必然会产生。这时人就会受着正邪二气共同控制，我们从外界所获得的知与识，最后作用于正邪二气，人就会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如果我们过分的夸大这份情绪，就会要么使我们自己身体造成伤害，要么违背天命的运行之理，最后受到天命的惩罚。所以我们要对喜怒哀乐的情绪加以控制。所以要发而皆中节，尽可能的使自己符合天命的运行之理。

喜怒哀乐之情的产生不过是阴阳二气的正邪意识相感所产生，并不一定是阴阳二气真正正确的运行规律。所以此情并非真，如果将其当成真而发泄出来，并受着其控制行事。这其实就是拿着假的意识当成真。所以秦可卿说“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样，欲待发泄出来，这情就不为真情了。”

我们用眼、耳、口、鼻、舌、身等器官感知外界的事物而获得知与识，也是感发后的产物。因为人不相同，对外界事物的感知程度不一样，对事理的认知也不相同。人类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于是产生了符合阴阳二气无知无识时正确运行规律的真理，也会产生不符合阴阳二气运行规律的淫辞邪说。

当人将自己所看、所感、所听的一切用言语与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言语文字的表达力度本就有很大的偏差，就如《易经·系辞上》引用孔子的话提到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写书的人不能将所有真理表达出来，说话也不能将所有的意思说明白。这就造成圣人之说最开始就没有完全阐释清楚。

后人再通过眼看、耳听，从这些没有阐述清楚的语言文字中所能悟到的真理也不尽相同，这样就造成我们对真正知与识产生进一步的认识偏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语言文字被传下来，又经过后人各种解说，千家百言，各不相同。如果我们不能对其很好地分辨，我们就很容易将自己所学到的一些淫辞邪说当成真理而远离天命的运行之道，深陷于邪气的掌控而不自知。

所以孟子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就是要让我们不要只信书上或别人所说的内容，而要自己回归到本心本性之中看待自己从外界所获知的一切。所以我们要尽量去看一些有益于我们身心健康的书，也就是圣人之书，而中国的圣人之书，无非《四书》与《五经》。我们在《从作诗寓大意看<红楼梦>的解读之法》时，引用了薛宝钗评价作诗时说：“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时闲了，倒是于你我深有益的书看几章是正经。”曹雪芹这么写的真正用意就是想让后人不要受邪书影响移了性情，而要看真正符合天命运行之理的书。

如此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人学坏很容易，学好很难。学坏很容易不是说坏就符合我们人类发展的天性，而是因为从我们产生对这个世界认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偏离正道，只用自己从外界所感知到的一切知与识来认识这个世界，当然学坏很容易了。

为什么儒家要我们常保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就是无知无识的中的状态，这时的人不受到外界所获得知与识的影响，却能行走在最符合天命运行的规律中。

为什么修道需要教，道本来就在那里，又何需去修。因为我们平凡的每一个人很容易受到所见、所听、所讲、所闻、所尝、所触的一切的影响，很难获得正确的认知，就很容易走上偏离正道的路途。所以要修道。修道如何修？当然是通过教。教的道怎么来，从能感知正确天道的圣人处得到，真正识天理的圣人将所感知的真理的正确部分尽可能地告诉后代人，于是出现了教，教的目的是让后人认识到真正的道并使其不违背道的运行之理。

人不可能不产生喜怒哀乐等情，我们只是按着喜怒哀乐之情，并仅从外界所获得的知与识当真理，这时就很容易将真理掩盖，走上一条违背天命运行之路，所以我们必须极其慎重地对待由外界环境影响所产生的知与识以及从别处学来的知与识。

面对喜怒哀乐已发之时，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到发而皆中节，发而皆中节其实就是儒家所讲的尽人事，尽可能地行走在天命所安排的道上运行。但是就算我们人再怎么努力，再怎么使自己接近天命的运行之理，因为外界许多不可测的因素始终会使我们偏离天命的运行而受到天命的惩罚，那是天命所致非人可为。所以我们要尽人事而听天命，乐天知命故不忧。

我们所获得的知与识都是阴阳二气的正邪意识感发后的产物，这只是受到外界环境影响后而产生的知与识，这并非真正的知与识，所以我们很难了解阴阳二气无知无识时的运行之理。当真正无知无识时，那么人也就不会感知到世间的一切。所以《孟子·尽心下》也说“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无知无识的圣是不可知的。

我们要尽可能向着天命的运行法则靠拢，这样的知与识才是真正的知与识，而不是仅由感观从外界获得的知与识产生的喜怒哀乐情绪所控制。

如果人不能很好辨识而走上远离阴阳二气正确运行规律的知与识，就会朝着错误的方向运行，当我们不加以甄别任由这种知与识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养成曹雪芹在第十九回通过袭人心理活动写出贾宝玉的放荡弛纵，任性恣情，恣情纵欲的性格。这便是发而未中节的情况。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容易将喜怒哀乐已发之情当成是天命运行之理，这其实是对真正知与识的误解，真正的知与识是不受到外界环境影响的无知无识，也就是中的状态，也就是天命。

所以最后得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这是说中是聚而生天地万物的阴阳二气的本初面目。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是说由正邪二气赋而生人后，正邪二气就会产生正邪的意识。这时我们人就会从外界获得知与识，最后作用于赋而生人的正邪二气，正邪二气产生意识作用于心脏，使人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这时我们需要回归于本性之中，将产生的喜怒哀乐情绪以一种极符合天道运行之理的方式发泄出来。使自己尽可能处在运行的最高道上。因为无知无识的天命我们不可知，这种发而皆中节的过程，就是我们人能感知到的最高的道。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当我们一切行为都尽可能地达到了天地的运行之理时，那么天地万物就会朝着最正确合理的方向运行，天地能产生就是因为其按着阴阳二气无知无识地运行之理运行在正确的道上。同时当万物能尽可能朝着阴阳二气无知无识的状态运行，那么天地万物也就能化育生长。这又回到了“天命之谓性”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中，即赋阴阳二气聚而成形的人或其他万物的本性就是在无知无识中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不断地繁衍生息。可见古人论证逻辑的严谨性。

当我们明白了《中庸》的意思后，我们再来看秦可卿关于情的一段论述就好理解了。“情”是喜怒哀乐已发的产物，在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是个性，这里的个性是说天性，也就是无知无识地运行状态。喜怒哀乐已发便是情，情之已发是阴阳二气正邪意识所产生的结果，并不符合阴阳二气无知无识的运行状态，这样的情便不是真情，所以说喜怒哀乐已发之情又不属于真情。

虽然不是真情，但是人又不可能不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回归到本性之中，看其是否符合天命运行之理，以中节的方式发泄出来，也就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按着最趋近于天命的运行规律而不偏不倚地运行，这就是和的状态，这就是中庸之道。

所以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解释“中庸”二字时说：

中庸章句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中就是无知无识而符合天命的运行状态，所以能不偏不倚，庸所指的平常就是永远如此，因为天下人都只沉陷于眼所看、耳所听、口所讲、鼻所闻、舌所尝、肤所触之中，沉溺于声色犬马中而不能自拔，一心只想获得感观上的愉悦，最终只在求新求奇中做出有违天命运行之理的事。所以儒家要求人内求，而非外求。也就是回归于本心本性之中不受外界的影响，并能成为常态。

曹雪芹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发而皆中节的情与发而不中节之情以及未发之情，当我们明白了作者这样的构思之后，我们就能看出作者写《红楼梦》是想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情。我们要注意的是，曹雪芹所说的情并不只限于爱情，还有亲情，友情、世情、官场情等人世中所有的情。这些情如果发出来都不是真正的情。只是我们受着外界环境的影响产生的一种喜怒哀乐罢了，如果我们按此行事就会有违天命的运行之道。

《红楼梦》大旨谈情就是要为我们揭示这些不是真情的世态人情，为我们讲解人生的真谛。讲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情，《红楼梦》一文就是用情来阐述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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