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怀表停在了上午十一点零四分。那是查尔斯·狄更斯去世的时刻，祖父说，一个真正的绅士应该连离开都选一个值得纪念的时间。我十二岁那年，祖父开始教我修表。他的工作台上摆满细小的齿轮和弹簧，像一片沉睡的金属森林。“时间是最诚实的东西，”祖父用镊子夹起一个比蚂蚁还小的螺丝，“它从不骗人，人也别想骗它。”
祖母去世后，祖父的表走得越来越不准。有时快半小时，有时慢半天。他不再修它，只是每天清晨把它放在窗台上晒太阳。“表也需要温暖，”他说，浑浊的眼睛望着远方，“你奶奶在的时候，它走得多稳当。”
去年冬天，祖父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他的时间开始倒流。他认不出爸爸，却记得我五岁时打碎的花瓶；忘记今天是几号，却能完整背诵狄更斯《圣诞颂歌》的段落。他的怀表彻底停了，像一颗不再跳动的心脏。
上个月我回家，发现祖父坐在工作台前，戴着修表用的放大镜，手里摆弄着一块新电池。台面上摊着我的旧手表，是我高中毕业时他送的，已经坏了三年。“你在做什么？”我问。
“给你奶奶修表，”他头也不抬，“她说手表慢了，赶不上看戏。今晚演《雾都孤儿》，她最喜欢那个扒手男孩。”
我这才注意到，工作台上摆着一块女士怀表，是祖母的遗物。它停了一辈子——不，应该说，它停了十四年，从祖母去世那天起。而现在，祖父的手指在颤抖，他却固执地把齿轮一个个归位。
“爸，”我轻声说，“妈已经——”
“我知道。”祖父打断我，声音出奇清晰，“我知道她走了。但今晚有戏，她不能迟到。她最讨厌迟到。”
那天晚上，祖父睡着了。我坐在工作台前，鬼使神差地拿起祖母的怀表。它沉甸甸的，表盖内侧刻着“致我的时间”——祖父的笔迹。我拧动发条，齿轮发出细碎的声响，像远方的马蹄声。然后秒针开始走动，一下，两下，稳定而坚决。
我凑近表盘，听见里面传来极轻的滴答声，像雨点敲打屋檐。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祖父不是在修表，他是在试图让时间倒流，回到那个祖母还在的晚上，回到他们一起看戏的年轻岁月。他明知不可能，却用最后的清醒，为一场十四年前的约会做准备。
凌晨三点，我听见祖父的房门开了。他穿着整齐的西装，胸前别着祖母的怀表。“走吧，”他对空无一人的走廊说，“再晚就赶不上开幕了。”
我躲在门后，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祖父走到门口，突然回头，冲着我的方向笑了笑。那个笑容异常清明，像一个知道秘密的孩子。“替我给花浇水，”他说，“你奶奶最喜欢阳台上的玫瑰。”
然后他推开门，走进深秋的夜色。怀表在他胸前轻轻晃动，滴答声渐渐远去，像一串通往过去的脚印。第二天清晨，我在祖父的枕头下发现一张纸条，上面用颤抖的字迹写着：“十一点零四分，狄更斯走了。但时间没有停，它只是换了个方向继续走。”
我捧着祖母的怀表，秒针依旧在走。表盘上的时间是晚上七点半，戏该开场了。窗外，阳台上的玫瑰开得正好，像在等待某个永远不会到来的观众。而祖父的时间，终于在十四年后，追上了祖母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