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读了一本书，阿兰.德波顿的《哲学的慰藉》。很受启发，记录一些笔记如下:
不论哲学家的主张如何，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随俗、不从众、不畏权势，通过独立的深思熟虑而得出自成体系的对宇宙、对人生的看法。一旦形成，就身体力行，以大无畏的精神捍卫、宣扬之。本书以苏格拉底之死开篇，开宗明义用这种精神统领全书：
“这位哲学家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决不因别人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而且，他的自信不仅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者匹夫之勇，而是来自更深层次的、根植于哲学的源泉。哲学给苏格拉底以坚定的信仰，使他面对千夫所指能够保持合乎理性的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
这种思想的独立性给我以启迪和激励。它向我展示了一种力量，可以抗衡在行动和思想上曲意迎俗的习性。在苏格拉底的生死之间包含着一种召唤，唤起人聪慧的怀疑精神。
公元前399年的春天，3名雅典公民对苏格拉底这位哲学家提起诉讼，告他不敬城邦之神、传播异端宗教、腐蚀雅典青年——罪名重大，非判死刑不可。
苏格拉底的申辩以其非凡的镇静自若流传后世。法庭给他机会当众放弃他的哲学，但是他选择了所信仰的真理而不肯随俗，根据柏拉图的叙述，他意气昂然对法官说：
只要我一息尚存，官能健全，我决不会停止哲学实践，不会停止对你们进行劝导，不会停止向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阐明真理……所以，诸位，不论你们是否释放我，你们知道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行为的，虽百死而不悔。
那天70岁的苏格拉底遭到雅典城邦的审判，陪审团有500人。他们经过简单的讨论，220人决定苏格拉底无罪，280人认为有罪。最终苏格拉底喝下了行刑者递给他的一杯毒药，平静地离开。
苏格拉底自然也会承认我们有时可能是错的，我们的观点可以怀疑，但是他会提出一项至关重要的细节来改变我们对真理与不受世人喜爱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错误决不能简单地以遭到反对来证明。
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反对我们的人数，而是他们反对的理由有多充分。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应该由不受世人喜爱转向解释其所以然。社会上占很大比例的人认为我们是错的，听起来怪吓人的。但是在放弃我们的立场之前先要审视一下他们得出这一结论所用的方法。我们对他们的反对意见给予多少重视，应取决于他们论证方法是否健全。
但是我们似乎被一种相反的倾向所折磨：每个人的话都听，每一句不中听的或是嘲讽的意见都足以使我们心烦意乱。我们往往不能反思一个最主要的也是最令人宽慰的问题：这些阴暗的指责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常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诚实的批评者与出于愤世和妒忌的反对意见相提并论。
苏格拉底同他的朋友克里托的对话：
苏格拉底：当一个人认真训练时，他应该一视同仁地用心听取所有的赞赏和批评意见，还是只听一位有资格的人的话：医生或教练？
克里托：应该只听一位有资格的人的话。
苏格拉底：那么他就只应该害怕那一位有资格的人的批评，欢迎他的称赞，而不理会来自广大公众的毁誉。
克里托：显然是的。
苏格拉底：他应该按照有专业知识的教练的判断调整自己的行动、练习和饮食，而不是其他大众的意见。
批评的价值取决于批评者的思想程序，而不是人数的多少或是他们所在的阶层。
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原则：并非所有人的意见都应该得到尊重，只应该尊重一部分人的意见，而不是另一部分人的意见……应该尊重好的意见而不是坏的意见……好意见出自对事物有所理解的人，坏意见出自缺乏理解的人……
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即使公众对我们说三道四，我们也不必那么在意，而应重视专家对有关正义与非正义的事物所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