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一度，每次我从餐厅的角落里拿吸尘器的时候，有样东西让我很纳闷。我知道那是一个崭新的高尔夫球包，里面有高尔夫球棍和高尔夫球。我很好奇这个东西怎么会出现在我家。

我对高尔夫知之甚少，但是我知道那是属于什么阶层的运动。他们绝对不是像我父亲那样穿着工装裤的，尽管有时他进城的时候会换条好看的工裤。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想象出我母亲打高尔夫的样子，她穿着适宜的运动服，也许会在她蓬松的头发上系一条精致的丝巾。但是她根本不可能把球打进洞里，这种高雅的运动对她来说太难了。

那时候，她一定是在异想天开，她想和父亲进入另一个圈子，进入可以有闲暇享受生活的圈子，比如高尔夫、宴会。她一定确信自己可以跨越那个圈子的界限。

我母亲一路奋斗，从加拿大地盾一个荒芜的农场走出来，最后努力成为了一名老师。

母亲讲话的方式与她自己的亲戚格格不入，大家都觉得她装腔作势。 也许，她天真地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她会在任何地方都受到欢迎。

父亲与她的想法不同，他并不认为城里人或者其他人就比自己优越，他认为这是其他人的一厢情愿，他从来不给任何人歧视他的机会。

这样看来，在高尔夫这件事情上，我父亲赢了。

父亲并没有满足于他父母期待的生活——接管那个丰裕的农场。他和我母亲离开他们的故乡，来到这个陌生的小镇，在小镇边缘一条路的尽头买了这块地。他们计划养银狐、水貂，以此发家致富。

年轻的父亲很快发现按照自己理想生存，比经营农场和继续读高中要幸福得太多了，而且他也比以前更富裕了。他牢牢地抓住了这个生存之道，并且打算要毕生为之奋斗。

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到养殖场了，母亲也拿出了她做教师的工资。他给养殖场装了围栏，搭了窝棚，在四周拉起了铁丝网。整个这块地有12英亩大，其中一大片是草地，我们就️了充足的草喂养老牛，以及即将成为狐狸口粮的老马，草场一直延伸到一条小河，那里有12棵橡树，绿树成荫。

那段回忆总是与与残杀联系在一起，老马会被杀掉喂狐狸，每年秋天那些狐狸，水貂被杀掉，撕下毛皮，仅留下那些哺育幼崽的。

但是我已经习惯了这些，也可以轻易地对此视而不见。我总是努力让自己沉浸在书里的美好世界，比如《绿山墙的安妮》《银色深林的芭特》。

我总会想起那时草场周围的橡树，泛着银光的河水，河岸边早春的喜悦，我给那些即将走向死亡的老马，给那些牛，还有我自己，喂水，尽管四周充斥着新鲜的马粪味，但是我可以完全忽略它，就像安妮在绿山墙旁那样。

那时候，我得帮父亲干活，因为弟弟没有长大。我用水泵抽水。我在一排排的栅栏间走来走去，清理动物们的水槽，再把水灌满。我很享受这种劳动的快乐，也享受长时间的孤独。

后来，我被安排呆在家里帮我母亲干活，对此我充满了满心怨气，经常和我妈吵架，就是所谓的“顶嘴”。

她说我伤了她的心，后果很严重，她跑到马厩里找父亲，给我告状。于是父亲不得不放心手里的活儿，用皮带抽我（这种惩罚在当时也几乎很少见）。事后，我躺在床上哭泣，心里密谋着逃跑计划。

不过这段阴郁日子很快过去了，大概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擅长用文字记录故事，那些我在镇上见过的或者学校里的发生的事情，这种书写给我带了莫大的欢喜，于是我的性格也变得温和了很多。

我们的房子很大，我都不记得具体是在哪年盖的，但是至少有一个世纪了。因为在1858年，这里的第一个定居者，他在波得厄名这个定居（现在这个地方消失了），然后自己建了木筏，清理了岸边的树木，建成了村庄。

在早期的村子里，很快便有了一个锯木厂，一个旅馆，三个教堂和一个学校。其中一个就是我的第一所学校，那个给我留下阴影的学校。

然后，他们在河上搭了一座桥，人们很快发现生活在河的另一端或者在更高点的地方，都很方便，渐渐早期的定居者没落了，后来就又来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半乡下人，就像我之前说过的。

我们的房子不是早期的定居者盖的，因为房子用红砖砌成，早期居民的房子都是木质的，这些木屋也大都消失了。我们房子背朝村庄，面朝西向。房子下面有大片农田，隐藏在大本德河流拐弯处。 河岸边有许多深绿色的常青树，也许是雪松，因为离的太远，我也分辨不清了。

在远处的山坡上，从我的角度看过去，房子很小，正好朝向我家。我从来没有拜访过这家人，也不知道关于那房子的故事，对我来说，他们好像是七个小矮人的家。

但是我知道有个男人住在那里，或者曾经一度他住在那里，也许现在他早就死了，他叫洛里亚·格林，他尽管他有个侏儒般的名字，但他与我现在写的故事没有任何牵连，因为他不是个故事，仅仅是个生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