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
凯瑟琳提到自己与一位意大利记者的短暂恋情，与阿德莱•史蒂文森（总统候选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暧昧，以及自己与爱德华•希思（前英国首相）的绯闻；
她还记述了，在美国社会极其不认同女性地位的前提下，自己以寡妇的身份，出任数家传媒公司掌舵人时的一无所知、毫无经验，对未来诚惶诚恐、胆颤心惊。
关于“水门事件”，凯瑟琳写道：
“《邮报》的出发点从来不是‘逮住’尼克松，或者正如我们常常被指控的——‘扳倒尼克松’。于我而言，指责《邮报》追踪报道‘水门事件’的原因在于自身的民主党倾向是非常离谱的。
“……最终，尼克松成了他自己最大的敌人。《邮报》没有仇敌名单，总统却有。尼克松似乎将《邮报》视为无法遏制的自由主义者、无休止的反政府主义者。”
凯瑟琳曾在1970年发表演讲时——先于“五角大楼文件案”、也先于“水门事件”——说道：“自长远角度观之，政府寻求的廉价解决方案最终会令其付出高昂的代价。”
凯瑟琳对儿子的培养，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极具借鉴意义——任其发展，让他自己在愿意从事的工作中学习成长。
大学毕业后，凯瑟琳的儿子唐纳德分别进入两家媒体任记者、编辑；服兵役、参战越战；退役后成为警察；26岁进入《邮报》，在各部门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记者、财务部普通职员、推销员、销售代表、发行部经理助理、印制部门经理、分社编辑、体育部经理、副总经理，直至34岁接任发行人职位。
“Personal History”真不愧是一部获得“普利策”奖的大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