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是中国文学追求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它的真正成型的样态尽管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但其起点并非就是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批现代白话诗歌的1917年,而应该追溯到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所发动并积极进行了创作实践的“诗界革命”。
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爛斑”)诗学主张的时期是1868年,到了1897年(“戊戌变法”前一年),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明确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这就是谭嗣同所自喜的“新学之诗”。
喀私德, Casle 的译音,指印度社会的等级制;巴力门, Parliament 的译音,意为议院、国会,此指英国议院;龙指孔子,蛙指孔子教徒。可见这时所谓“诗界革命”或“新诗”,确如梁启超所批评的,只是“颇喜持扯新名词以自表异”。
但诗界这种尝试,反映了人们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要求,并试图解决诗歌如何为改良运动服务的问题,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著《饮冰室诗话》,继续鼓吹“诗界革命”。他批判“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诗风,认为“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这是“诗界革命”的一个发展,它要解决的虽然仍是诗歌如何为改良运动服务的问题,但它却是近代进步诗歌潮流的一个概括和理想。 不过从另外的角度来说,梁启超等人极力鼓吹的“诗界革命”,虽然并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但为后来新诗的诞生埋下了伏笔。所以,“诗界革命”可以算作中国新诗创生的先驱,从“诗界革命”发生的1897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时间已逾百年,我们这里所说的“百年新诗”,指的就是这个时间跨度中的中国现代诗歌形态。
